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双边关系的未来走向再次成为焦点，这一走向也深刻影响着国际格局。若中美关系在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政策框架下更具可预期性，欧洲的担忧是否会随之消失？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区分两个不同的现实：一是国际体系本身的稳定，二是每个行为体影响体系演变的能力。 

　　可预期的中美关系：欧洲的机遇 

　　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将减少全球对抗风险，为国际合作创造空间。但它也可能引发欧洲的另一层担忧——即全球重大决策可能由中国和美国在双边框架内作出，而欧洲被排除在外，缺乏充分参与。因此，真正的挑战不仅在于中美之间能否实现稳定，更在于这种稳定将导向何种国际秩序。 

　　今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共同确立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两国关系新定位，习近平主席从四个维度阐释其核心要义——“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这“四个稳定”既强调促进合作，又注重管控分歧和竞争，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清晰的战略框架。 

　　从欧洲的视角看，这一框架的意义不应被简化为“中美是否和解”。真正的问题是：中美之间达成的稳定，是以何种方式实现的？如果它以排他性的双边安排为基础，欧洲有理由感到不安。但在作者看来，这一新定位承载着中方一贯的立场——这种建设性战略稳定不以损害第三方利益为代价，不搞排它性安排，也不针对第三方。这种稳定也绝不意味着分歧的消失，技术竞争、贸易争端仍将存在，但目标是防止矛盾失控升级。这种稳定应建立在常设沟通渠道、危机管理程序等制度性机制之上。 

　　然而，这种稳定也带来了欧洲的“悖论”：欧洲既害怕中美走向对抗，使其承受巨大的经济与战略压力；又担忧中美达成排他性安排，导致自身被边缘化。尤其在贸易规则、技术标准和安全问题上，欧洲担心双边安排会损害第三方利益。因此，关键在于如何防止中美双边稳定演变为对其他行为体的边缘化。一个真正具有建设性的稳定，不应建立在排它性安排之上，而应建立在开放、符合国际法并尊重相关方利益的机制之上。 

　　从战略自主到务实合作：欧洲如何主动塑造未来 

　　面对这一局面，欧洲不能被动等待。欧洲的“战略自主”近年来被广泛讨论，但它不应仅仅被理解为减少依赖的防御性概念。真正的自主，更是一种主动创造机遇的能力：即通过构建伙伴关系、提出规则、发展项目，从而让其他行为体有理由选择与欧洲合作。 

　　正是在这一视角下，中欧关系具有了特殊意义。它既非跨大西洋关系的附庸，也非制衡美国的工具，中欧关系有其自身的逻辑。尽管中欧高层对话在市场准入、产业政策等领域存在持续分歧，但可持续的合作恰恰需要正视而非回避这些分歧。关键在于在利益交汇之处构建稳定的合作支点，而不强求全面一致。 

　　为此，中欧可在多个方向上推进务实合作，将战略自主落到实处。双方可以在《巴黎协定》共识基础上，聚焦能效、储能等领域，将气候承诺转化为具体行动。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领域，双方应在尊重彼此安全关切的同时，就风险评估和应用安全探索合作，共同塑造全球数字规则。同时，为了给经济关系增加稳定性和透明度，建立涵盖政府、企业和行业的常设沟通机制也至关重要，以便预见并协商解决贸易争端。而这一切合作的社会基础，则在于维系和深化大学、智库间的交流网络，这些“相互认知”，是构建战略互信的基石。 

　　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稳定 

　　中美在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框架下更具可预期性，虽能缓解欧洲的部分担忧，但无法自动解决欧洲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问题。未来的全球稳定，必须建立在三个协同推进的维度之上：中美关系的可预期性，国际治理对其他行为体的包容性，以及各方为国际关系稳定做出积极贡献的主动性。 

　　欧洲的出路不在于在中美之间做出“选边站”的抉择，而在于通过自身倡议和国际承诺，成长为全球稳定的共建者。一个既维护跨大西洋联盟，又与中国发展实质性关系的欧洲，将拥有最广阔的行动空间。同样，一个与美国和欧洲都保持可预期关系的中国，也将为全球合作创造更多可能。 

　　最终，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其意义必须超越中美双边范畴。它不应是两个大国谈判达成的平衡，而必须成为一种开放的架构——让一个可预期的中美关系服务于国际社会，共同建设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 

　　作者为汉学家、国际关系专家、中欧美全球倡议发起人 

　　翻译：乔东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