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亮,塞内加尔北部辛丘巴曼比镇郊外的土路上已经有人在赶路,身影在晨光中移动。一位老人拄着拐杖,走了两个多小时,赶到义诊点的时候,塑料椅还没摆好。他就在树荫下坐着等。旁边,一个年轻母亲把孩子裹在怀里,安静地等待。
这是第21批援塞内加尔医疗队实施中国医疗队“百队千村行”义诊活动的一个早晨。医疗队选点只有一条原则:往医疗资源最薄弱、群众就医最远、最不方便的地方走。从四月初抵塞以来半年间,14名队员深入偏远乡村、孤儿院,开展了四场义诊,累计服务当地群众近1500人次。

2026年5月15日,第21批援塞内加尔中国医疗队在马塔姆大区辛丘巴曼比镇开展义诊,队员们为当地村民做血压血糖筛查 (医疗队供图)
到最难的地方去
最让队员们难忘的,是5月中旬在马塔姆大区辛丘巴曼比镇那三天。
马塔姆在塞内加尔北部,属于萨赫勒地带,高温干旱、路途遥远。从医疗队驻地开车过去,要走近8个小时,有的路段颠簸难行。
眼科医生王伟中说,义诊看着是一天的事,功夫全在前头。提前和当地政府、卫生站对接踩点,问清楚场地、接待能力和周边可能前来就诊的人数,有的点要提前一天赶到,连夜把诊区布置好。配药备械按“能带的科室都带上”的原则进行,14个人覆盖11个专业,常用药、专科器械、血压计、血糖仪、针灸针和火罐分门别类清点装箱,每一台设备都要试,每一批药都要核对有效期。
因为是抵塞后第一场大型义诊,队员们缺乏经验,又要面对路远高温,原计划保守接诊160人。可义诊还没开始,等候的队伍已排到诊疗区外。许多村民天没亮就出了门,沿着尘土飞扬的土路徒步两三个小时,从队员们叫不出名字的村子赶来。那一场,他们最终服务约600人次,是原计划的近四倍。
耳鼻喉科医生蓝琼记得,血压血糖检测区前始终排着长队,内科和中医科最受欢迎,两个诊室整天都站满了人。一个接一个,医生们全汗水湿透队服,几乎顾不上喝水,午饭轮换着扒几口干粮,嗓子喊哑了还在坚持。但没有人提前收工。“走了那么远的路来,不能让大家白跑一趟。”蓝琼说。中医康复科医生朱启平记得有一位母亲,抱着孩子排了大约三个小时的队,看完病后用沃洛夫语不停地说着感谢。“我们听不懂具体的话,但她的语气和眼神,谁都明白。”
语言是义诊中一道实实在在的坎。塞内加尔官方语言是法语,但基层乡村很多老人、孩子只说沃洛夫语。队员的法语、志愿者的沃洛夫语,再加上手势,常常是“三语接力”才能问清一个病情。随队翻译乐腾说,问诊可以慢,但用药交代必须准,绝不能靠比划就让人吃药。
义诊的流程尽量简单清楚,村民到场后,由当地志愿者引导排队、手工登记,先做血压血糖基础筛查。然后按症状引导到对应诊室,遇到病情复杂的,几个科的队员凑在一起会诊。确诊需要用药的,免费发药,用法、用量、吃几天,都要通过翻译一遍遍讲清楚。候诊的时间也不能浪费。队员们在旁边同步开展心肺复苏急救培训,手把手教,让人在模拟人上反复练,直到做对为止。
义诊结束离开时,当地民众列队唱着民歌送别。蓝琼说,那种热情不是客套,是最朴素的表达。

2026年5月31日,第21批援塞内加尔中国医疗队在达喀尔的塞里涅·萨利乌·姆巴凯孤儿院开展义诊,儿内科医生林钰铭为孩子做心肺听诊 (医疗队供图)
义诊的“暖”与“通”
马塔姆义诊后不久,6月5日,医疗队收到了一封感谢信。写信人是塞内加尔非洲一体化、外交和海外侨民事务部部长谢赫·尼昂(Cheikh Niang)。信中说,中国医疗队的义诊“卓有成效,体现了中塞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情谊”。
“你真心实意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一点事,他们是记得的,这个国家也是记得的。”队员们表示,这封信分量很重。
在常驻点迪亚姆尼亚久儿童医院,队员们负责日常门诊、查房、手术、带教。皮肤科医生邱跃洪打了个比方:驻点医院像坚守的阵地,义诊像一次次主动的出击。“医院里,我们面对的是已经走到医疗体系里来的人;义诊中,我们才真正看到这个国家基层最真实的健康状况——什么病最高发、老百姓最缺什么、防病意识薄弱在哪里。这些在医院诊室里看不到的情况,反过来能指导我们把诊疗工作做得更好。”“医院工作让中国技术‘扎下根’,义诊让中国情谊‘走出去’。”邱跃洪感慨道。
马塔姆义诊像一粒种子。辛丘巴曼比的群众口口相传,“中国医生看病好、不收费”的故事越传越远。两个多月后,医疗队又应当地政府邀请,去了久尔贝勒大区班贝省当格尔马镇。队员们从早忙到晚,一天接诊约530人次。
“六一”前夕,在达喀尔的塞里涅·萨利乌·姆巴凯孤儿院,84个孩子大多是第一次见到听诊器、第一次看视力表、第一次被中国医生拉着小手一项项检查。队员们给每个孩子建了一份健康档案,从身高体重到视力、五官、骨骼、皮肤,记得仔仔细细。他们心中始终记住一句话:“义诊不是查完就走。”档案是“活”的,查出问题的孩子会持续随访、对接治疗。“对这些孩子来说,一份写着他们名字的档案,可能是第一份真正属于他们、有人惦记他们的东西。”朱启平说。
塞内加尔风沙大、紫外线强,眼疾多发,很多老人一辈子没查过视力。5月2日,首场眼科专科义诊走进达喀尔迪厄佩勒区的一所小学,和院方眼科同事一起,为230位居民筛查白内障、青光眼和屈光不正。有的老人第一次看视力表,不知道该比划哪边,队员们就拉着他们的手,一个一个方向地教。
条件有限,是基层义诊绕不开的现实。基层卫生站普遍缺乏化验、影像和完备的急救设备,很多病靠的是医生的经验和一只听诊器。医疗队随身携带的药品也有限,人一多,常用药消耗得很快,队员们必须不断权衡,把药留给最需要的人。医疗安全更是一刻不能松——越是在简陋、忙碌的环境里,越要守住规范:查对、消毒、用药、急救预案,一样不能省。
每一场义诊结束,医疗队还会把常用诊疗方案和剩余药品留给当地卫生站。“看一次病管一时,教会方法、留下机制才能管长远。”麻醉科医生吴尉鸣和儿内科医生林钰铭共同表示,他们努力想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2025年6月20日,第20批援塞内加尔中国医疗队队员庄晨在济金绍尔举办中医培训班,学员巴塞内(Gaetan Bassène)在课上示范拔火罐 (庄晨供图)
从义诊到培训,一根银针的接力
说到“带不走的医疗队”,第20批援塞医疗队队员庄晨深有体会。
2024年,身为中医的庄晨刚到塞内加尔第二个月,就随队去了济金绍尔义诊。那里是中国援塞医疗队最早扎根的地方——从第一批到第11批,驻地都设在济金绍尔。开展义诊的宁静医院(济金绍尔省卫生中心),当地老百姓习惯叫它“中国医院”。上了年纪的人都记得,中国人曾经在这里行医,周边邻国的病人都会专程赶来。后来医疗队驻到了达喀尔,但之后的每一批,都会抽时间回到济金绍尔开展义诊。
义诊过程中,庄晨的中医诊室人满为患。一位叫巴塞内(Gaetan Bassène)的护士,有空就主动过来帮忙,庄晨也给他做了针灸治疗。还有一位叫马丁(Martine Agboton)的助理护士带他们去看了当年的针灸诊室,她跟中国医疗队相识多年,每一批医疗队来济金绍尔,几乎都是她对接。她感慨说,很希望这里还能有针灸医生坐诊。马丁还回忆,当年曾有当地护士跟着中国医生学习中医,学成之后开设诊所,用中医技术给老百姓看病。
这番话,庄晨记在了心里。一年之后,她向队长提议,在济金绍尔举办中医培训班。申请落实后,他们再赴济金绍尔,和当地大学医学院对接,培训对象主要是在校医学生。上课时,庄晨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巴塞内。培训班一共3天,课程兼顾理论、实操,还设置体验环节。巴塞内性格内向害羞,话不多,但学习很认真,获得了系统培训认证。
“这件事的意义,就是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通过义诊、培训实现医术的传承。”庄晨对《中国与非洲》表示,自己特别看重这份跨越数十年的传承。
庄晨和队员前后一共办了4次中医培训班,累计培训约150人。培训内容注重适配当地现实条件。当地风湿病、颈肩腰腿痛患者很多,拔罐、针灸几乎不需要额外成本,对比买药,可极大减轻民众负担。
有一个当地武术协会的小伙子,曾经去河南少林寺学过武术,懂一点中文。他上完一期培训班,学会拔罐之后,开始教身边普通人操作,还拍视频发来询问手法是否标准。“他正儿八经给身边人教授如何拔罐,让人很感慨。”

2026年7月18日,第21批援塞内加尔中国医疗队在久尔贝勒大区班贝省当格尔马镇开展义诊,麻醉科医生吴尉鸣在做心肺复苏培训 (医疗队供图)
通往村庄的路,一直有人走
济金绍尔这片土地,第21批医疗队也一直记着。队长蓝金开对《中国与非洲》说:“我们也将延续援塞医疗队的老传统,择机重返南部的济金绍尔,去看看那些几十年前就找中国医生看过病的老朋友。”
从1975年福建向塞内加尔派出第一批医疗队算起,51年、21批、326名队员,这份跨越半个世纪的友谊就是靠这样一场场义诊、一台台手术累积起来的。塞内加尔卫生部长伊卜拉希马·西(Ibrahima Sy)曾表示,中国医疗队“在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偏远地区,为当地民众提供了稳定、可及的医疗服务,是塞中深厚友谊和务实合作的重要象征”。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而民相亲,往往就发生在这样具体的场景里——一位医生握住老人的手、一位母亲排了三小时队后说出的那句感谢、一群孩子第一次摸到火罐时的笑声。队员们表示,“这些看似微小的瞬间,正是中非友谊最坚实的根基。”
义诊结束,队员们收拾药箱返程。车开出村子很远,看完病的村民还站在原地,不停地朝他们挥手。
第21批医疗队2026年4月刚接过接力棒,按两年一批的安排,他们的路才刚走了半年。药箱会旧,人会换,但那条通往村庄的路,一直有人走。2026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也是中塞医疗合作新一个50年的开局之年。这条路,不仅通向塞内加尔的村庄,也通向中非人民共同追求的健康与发展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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