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殷
对于大多数多党制国家的研究者而言，他们很难理解一党长期执政的现象。大多数基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批评者认为，长期的一党执政会带来严重的腐败现象、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停滞乃至崩溃，事实上这也是各种各样“中国崩溃论”所共有的理论基础。然而近几十年的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如同大多数批评者所臆想的那样，走向僵化、腐朽，反而在不断的改革当中，与快速崛起的中国一起，获得了与时俱进的生命力。
“兼济天下”的务实基因
其一，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基因”让他们成功地避免了落入教条主义。对于“一党长期执政”的国家而言，统治集团的固化与随之而来的意识形态僵化，的确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以苏联为代表的中东欧地区以及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共产党国家，在革命胜利之后，都落入了这种僵化的困境。曾经充满激情的共产主义者，当丧失了解放全人类的理想之后，逐步蜕化为只安于垄断权力的教条主义者，而倾向于用意识形态的口号来掩饰社会现实中的矛盾。这最终造成了在这些国家之中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
中国共产党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绝不是仅仅满足于获得权力的造反者，而是具有强烈的“兼济天下”、“经世济民”的务实者。这是因为，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从诞生伊始，就承继了中华文化当中的“士大夫”精神。这种精神的重要特征在于，它始终高度注意保持道德原则与现实生活中的平衡。在西方人的世界中，上帝与凯撒，精神与物质的二元对立，经常塑造出意识形态与社会生活的高度分裂、对立，而在中国人的世界中，此岸与彼岸是对立统一的，是需要平衡的。
恰恰是这样的一个文化基因，让中国共产党幸运地避免了类似于苏联等国家的共产党所落入的意识形态僵局，让它最终萌生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一条充满东方智慧的生存原则。换句话讲，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其血脉的文化让他们在追求共产主义的同时，始终保持着对于社会实践的高度重视，从而让他们的政策绝不至于成为脱离社会现实的僵化教条。在中国共产党革命与执政的过程中，虽然从不缺乏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者，也的确发生过许多重大的失误，但这样的偏差从来不可能成为一种长时期的、连续性的现象。因为中国执政者骨子里的“士大夫”的务实精神，总会在最关键的时刻，让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回到实事求是的路上来。无论是革命时期对于王明激进主义路线的纠偏，还是改革开放对“文革”的拨乱反正，都是这样一种务实精神最重要的体现，而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集团所推进的供给侧改革，则是一个最新的例子。
面对复杂形势的学习能力
中国的多样性、复杂性与中国共产党的学习能力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活力。相比于其他走向衰败的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府，中国共产党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在复杂新形势中获取知识的能力，无疑是保证其长期成功执政的关键所在。中国的地域广大、社会组成的高度复杂以及与世界的密切联系，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处于高度复杂、多元的治理环境之中。这种环境的多样性不仅让中国共产党必须对政治实践保持开放的态度，而且也为不同治理思路的试错与竞争提供了充分的可能。相比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主要依靠的正是自己对于中国复杂环境的灵活适应。这在反法西斯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表现为各个根据地在相同革命信念与路线下不同的斗争策略与工作思路，在改革开放时期则表现为不同地方之间不同的制度创新与发展路径，而以深圳为代表的特区则是这种多样化、差异化格局下的最具代表性的尝试。
深刻地融入全球市场、广泛地参与全球事务、积极地面对多元、复杂的当代世界，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回避的任务。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共产党必须汲取那些先进的技术、制度乃至观念，从而提升中国的竞争力。
中国共产党的人才选拔、培训机制与党内民主作风是共产党活力的内在保证。一方面，相比于其他共产党国家，中国共产党的人才选拔机制最为彻底地摆脱了裙带关系与阶层固化。这既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在人才选拔方面强调公平，反对世袭与裙带，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领袖大公无私确立的良好传统。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都是从基层一步步通过磨练与竞争走到了领导岗位之上，而从没有因为身份或关系平步青云。另一方面，中国的基层干部的选拔始终坚持着严格的绩效考评，没有优异的政绩，几乎不可能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为了避免因为地区差异而导致的运气因素，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干部经常要通过对调、外派等多种方式，去在不同的环境中证明自己的适应能力与治理能力。
除了评价公平、竞争激烈的选拔机制之外，中国共产党对于干部队伍的系统化培训，也远远优越于世界大多数国家。与大多数政党主要依靠松散的社会联系不同，中国共产党自革命初期就构建了严密而连贯的人才培养体系。这种人才培养体系一方面与社会组织、高等院校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又在意识形态、价值理念上保持着自身鲜明的特点。中国共产党的培训体系，不仅能够自上而下地迅速贯彻中央意志、统一思想，从而保持强大的动员能力，而且能够自下而上的源源不断地提供着优秀的人才队伍，以及基层实践当中产生的宝贵知识。
党内民主与对外开放带来自我更新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反思教训、解决问题的重要制度保证。虽然中国共产党严明纪律与高度的组织性在一定程度上的确限制了对抗性的、激烈的辩论，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党内就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建设性的争论。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执政的几十年间，无论是革命时期对陈独秀、王明、张国焘路线的批判，还是在解放后对“大跃进”、“文革”的反思，这种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即便是党内的最高领袖，也要接受党内民主的监督与批评，也不能将个人意志凌驾于组织意志之上。恰恰是这种党内民主的作风，才让中国共产党从历史上的若干错误当中，迅速地走出来，并在反思当中实现新的提升。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保持活力的外部条件。对于一党长期执政的国家而言，尽管其执政政党在国内往往缺乏足够的挑战，但是激烈的国际竞争却仍然可以促使其不断地实现自我学习与自我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不仅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义性联系在一起，而且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实际上意味着，推动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合法性基础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也意味着，通过封闭国门，来保持政权的安全，不可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选择。
更重要的是，由于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它已经获得了中国社会普遍的认同，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改革不仅是手段而且成为了目的本身，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必须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不停地走下去，也必须不停地在这条道路上获得新的知识、新的观念。这种全球化的知识与国内本土知识的不停对冲、融合，最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活力的基础。
当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来源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必须与时俱进地在实践中不停地自我更新。这实际上意味着，它无法固步自封，它将在对国内、国际事务的治理当中获得源源不断的活力。
储殷：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