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一个春日—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会见了正在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委员会委员们。此时，起草委员会已经工作1年8个月了。邓小平对这部法律很是期待和重视，他对委员们说：“这个基本法很重要。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这样一个法，这是一个新事物”，“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够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
确实，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工作。
回顾基本法起草—时代的非凡创造
目前身职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的谭惠珠，是少数几位仍活跃在香港社会的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今年71岁的她，从1985年7月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开始工作的那时起，就一直在参与基本法的制定和推广。
回忆起草过程，谭惠珠记忆犹新。“从一开始有很多争议，到一次次的咨询和调研，可以说基本法中的每一个条文、每一个字眼，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经过反复讨论，最终才敲定下来的。”她至今还珍藏着当年参与讨论时的手写笔记本，厚厚的册子里面写满当时讨论的细节，比如关于香港驻军章节，谁来出资、谁来提供场地、驻军的职责范围等，不少委员都提出了具体建议。
原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谭耀宗，同样对他参与起草基本法的经历印象深刻。“起草基本法前后用了近5年时间，三上三下，进行了3次大规模全国性咨询。起草工作之初，就召开了110次座谈会，访问了香港各行业达1100多人次，并在香港成立了包括社会各界代表及有关外籍人士在内的基本法咨询委员会，这被誉为‘香港有史以来最具规模和代表性的咨询组织’。”
基本法结构草案、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基本法草案，每一个版本的确定，都经过认真讨论和反复修改，并花了很长时间在香港和内地广泛征求意见，以致整部基本法的起草时间总共花了4年零8个月。可以说，基本法的起草过程，就是一个全面、细致、深入的民主协商过程。
为什么这么慎重?主要是为充分凝聚各方共识。载入基本法草案的所有条文、附件和相关文件，都经起草委员会全体委员以无记名的方式逐条逐件进行表决，需2/3多数赞成才能通过。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所说，基本法就是香港社会各阶层、各界别、各群体的最大公约数，也是内地与香港的最大公约数。这个最大公约数来之不易，值得我们倍加珍惜。
检验基本法实施—赋予香港新动力
1997年7月1日，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向世界宣告香港回归祖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香港基本法的实践也正式开始。
“特区成立的目的，载于基本法的序言里，即：‘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事实证明，这个目的，已完全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首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认为，20年来，基本法在香港的实践，落实了“一国两制”的构想，稳定了中央和香港的关系，明确了特区的法律地位，符合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目的。
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张志刚则评价说，“一国两制”不仅是成功实践，甚至可说是超额完成。“20年过去，香港的原有制度和生活方式保留下来，经济蓬勃、法制健全、社会民生安定。1997年前的许多恶毒预言没有出现过，缺乏信心的资金外逃、移民现象都扭转过来。已移居外国的市民，不少已经回流香港，这都是‘一国两制’成功的铁证。‘一国两制’还给香港发展提供一个更广更阔的平台，国家的快速发展，为香港提供了更多利益和机会。总的来说，今天的香港比20年前，方方面面都有长足进步。”
在“一国”下，香港得到中央和内地省市的支持，能够乘搭国家发展的快车，也能够积极参与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包括“十三五”规划、“一带一路”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两制”下，香港与国际接轨，可以自行处理对外事务，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参加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签订贸易协定等等，可以成为连接国内外的“超级联系人”。“‘一国两制’是治理回归后香港的最佳制度安排，是香港的安身立命之本。”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饶戈平表示。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基本法第111条规定“一个国家”、“两种货币”，当年有不少人担心是否可行。事实证明，“一国两币”不但是可行的，更让香港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为人民币的国际化、为国家的金融改革贡献力量。
“香港在困难的时候，得到国家的全力支持;香港在寻求发展机遇的时候，也有紧靠内地的先天优势。可以说，以基本法为基础的‘一国两制’，既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也充分照顾香港的特殊情况和港人利益，并有力地促进了香港的繁荣稳定。”谭耀宗如此总结基本法的20年实施历程。
完善基本法落实—加强推广和教育
香港回归20年来，基本法的成功实施和“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有目共睹，为中央和香港赢得了声誉。但是，正处在关键的经济转型期的香港，如何继续坚定不移地推动“一国两制”前行，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阻力。
“目前香港最热门的话题，多是讨论青年人向上流动的问题。事实上，价值分歧和利益矛盾都令全世界的年轻人躁动不安。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矛盾指向建制，造成种种政治上的不稳定。而香港近年出现的所谓自决和‘港独’问题，只不过是这种政治不稳定的一种表达。”张志刚认为，香港可以中国内地广大市场腹地和多样化发展，来帮助香港青年人向上流动。“只要善用‘一国之利，两制之便’，问题都不难解决。”他说。
而利用“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关键是要让港人尤其是青年人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有全面准确的理解。“‘一国两制’的要义在于国家对香港拥有主权，而香港高度自治的权力则来自中央授权。”香港中文大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解释说，“维护国家利益”和“尊重中央权力”乃“一国两制”的基础，缺乏这个基础，“一国两制”就会走偏走错，国家和香港的利益都会两蒙其害。
然而，目前基本法的宣传教育流于零碎，效果不尽如人意。“长期以来，一些香港反对派和西方言论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进行另类诠释，这种歪论在香港尤其对年轻人已经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刘兆佳指出，特区政府迫切需要通过系统阐述和宣传教育，确立香港人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正确认识，这对维护国家和香港的福祉都至关重要。
“新一届的特区政府必须就宣传基本法提出积极有效的计划，拨备足够资源，统筹民间力量，广泛利用社交媒体来加大推广宣传。”香港教育政策关注社主席、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张民炳也如是指出。
不只是香港青少年，特区政府官员自身更应该加强学习，在执行宪法和基本法中起到表率作用。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顾敏康认为，香港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成员都应该认真学习宪法和基本法，宪法有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务院、国旗、国歌、国徽、首都等规定都应该在香港普遍宣传。“张德江委员长前段时间提出，要将学习掌握基本法的水准作为香港任用和评价公职人员的重要标准，相信这对推动基本法宣传教育有很大的作用。”
“一国两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依循，这就决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实践也必然是一个探索完善的过程。此时，尤其需要我们牢记基本法制定的初心和根本宗旨，继承当年的开创性思维，解决新时代的新问题。
“落实‘一国两制’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难免会遇到问题，但我们可以在基本法的起草过程里找到克服困难分歧的经验。基本法起草工作面对不同方面的关注和诉求，涉及问题的争议程度绝不低于今天，但基本法的起草过程体现了包容和协商解决问题的精神。”谭耀宗呼吁各方坚定信心，坚持包容和协商的精神，全力确保“一国两制”的长期成功。
不畏浮云遮望眼，和衷共济写新篇。在准确理解基本法、严格执行基本法、充分用好基本法的前提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进一步用好基本法提供的独特制度优势，“一国两制”实践将行稳致远，未来的香港将会更加美好。
汪灵犀 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