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根据地不断发展的情况下，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瑞金举行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走向复兴，关键在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把立足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发动和依靠农民群众，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各项建设事业，开展以农民为主体的长期革命战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最后占领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这条前人没有走过的独创的道路，是在全党的集体奋斗中开辟出来的。其中，毛泽东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他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武装斗争的重心转向农村，创造出坚持、发展农村根据地的系统经验，而且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从理论上初步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了阐明。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开辟，以及有关这条道路的理论的初步阐明，是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的结果。毛泽东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在《反对本本主义》文中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深刻阐明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的极端重要性。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因为坚持这样一条思想路线，善于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所以才能够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表现出革命的首创精神、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深远的战略眼光，提出关于中国革命发展的战略思想，从而为中国革命指明正确的道路。尽管革命的发展还会遇到挫折，但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最终走向胜利的。

三、王明“左”倾错误和革命运动的挫折

中国革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局势的好转，加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

在1930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李立三拟定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从而使“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随后，成立了实施这个计划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党却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9月下旬，由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周恩来、瞿秋白主持，党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等对革命形势的“左”倾估计。全会前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开始得到纠正，全党工作开始转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可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干预，事情陡然间发生了变化。1930年10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李立三的路线是反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从莫斯科回国不久、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器重的留苏学生王明、博古等，通过不正常的途径比中央先获知这封信的内容，立刻打起“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猛烈攻击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在党内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使中央难以正常工作。

王明还散发他写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中，他夸大中国革命反资产阶级、反富农斗争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急于夺取包括中心城市在内的一个或几个主要省份的首先胜利；宣称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这些主张，实际上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纲领。

1931年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全会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瞿秋白、周恩来等受到严厉指责。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全会实际上批准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纲领。从这时起，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开始长达四年的统治。由于王明等人的主张比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更“左”，气焰更盛，有更多的理论装饰，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也就更大。

王明为什么能够上台?原因在于八七会议以来，党内一直存在的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得到认真的清理。党的很多干部对革命充满热情，但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都不足。当王明搬出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吓唬人，并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全力支持时，许多人便失去识别和抵制的能力。

六届四中全会后，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出现一片混乱。罗章龙等在反对四中全会的名义下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分裂活动，被开除出党。由于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王明要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周恩来即将前往中央根据地，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9月下半月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负总的责任。

就在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1931年9月18日深夜，根据不平等条约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了进攻。四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东北人民陷入亡国惨痛之中。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日本侵华事件。

这以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动。这时，摆在党面前的问题是，正确认识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出现的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动。然而，临时中央虽然提出了抗日的主张，却不能正确认识并处理这些问题。它提出“武装保卫苏联”一类脱离中国救亡实际的口号；继续把中间势力看作最危险的敌人，推行“左”倾关门主义的方针；作出的许多决议，使“左”倾冒险主义在实际工作中进一步发展。

“左”倾冒险主义的主观蛮干，使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一批共产党员坚持斗争，团结宋庆龄、鲁迅等爱国进步人士，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国民党政府残酷的文化“围剿”下，一些左翼文化工作者通过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传播进步思想，并注意联系中国的实际，创作出大量社会科学著作和文学艺术作品。以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等组织为核心的左翼文化运动，对推动中国近现代进步思想发展和促进抗日救亡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通过派遣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逐步地将错误路线推行到红军和根据地中。在错误路线影响下进行的肃反斗争严重扩大化，使大批领导干部和战士遭到杀害，给红军和根据地造成严重损失。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的许多正确主张，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左”倾错误领导对红军反“围剿”斗争的不利影响愈趋严重。

1932年夏，国民党当局同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立刻调集重兵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国民党军队进攻的矛头，首先指向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再加上“左”倾领导人的错误指挥，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和湘鄂西根据地的红二军团先后退出原有的根据地，在向西转移过程中，分别开辟了川陕根据地和湘鄂川黔根据地。

1932年底，国民党军队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时，毛泽东已被撤销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周恩来、朱德从实际情况出发，指挥红一方面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当第四次反“围剿”进行时，临时中央于1933年初迁入中央根据地。党在上海成立中央局，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并负责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上海中央局在1934年3月至1935年2月间接连遭到破坏，到1935年7月停止活动。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遭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破坏。

临时中央迁到中央根据地后，在党、红军和根据地内全面地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和政策。为了排除障碍，在组织上采取宗派主义的手段，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实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临时中央在福建错误地开展反对“罗明(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路线”的斗争，接着又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他们都是当时军队和地方的重要负责人，“左”倾领导人反对他们的主要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