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民生问题解决不好，稳定没有牢靠的保障。社会民生权的实现是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基础。

中外对权利不同理解

民生权是中国社会所高度认同的最基本权利。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在人权方面一直对中国构成很大的压力。中国政府持开放态度和西方保持对话。在和西方的对话中，中国一直强调中国和西方在人权理解方面的不同。

中国强调的是国家生存和发展权，而西方更多的是强调个人的政治权利。不同的文化体系形成人们对权力理解的不同，而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这些权利的实现程度也是不同的。这些都是民众可以接受的说法。

在现阶段，对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来说，主要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否能够实现西方人所界定的那些权利，而是能否实现中国社会本身所认同的民生权。

那么，什么是中国社会所认同的权利呢？很简单，就是民生，就是社会上所说的，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些权利在几千年前的儒家经典《礼记》的《礼运篇》里面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一直以来被视为是中国人对理想社会的基本要求，直到今天中国社会对这些权利的认同度还是非常高。(应当指出的，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社会稳定本身也是社会所认同的权利。)

在实现这些权利方面，中国取得了进步，不过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尤其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之下。

从政策层面来说，不能说中国政府不重视民生问题。民生问题在很多年里一直是中央政府政策的首要议程，在这方面出台的政策不少。问题是一些政策仍然停留在纸面，一旦到了一些官僚和一些地方政府层面，它们就不再具有重要性，甚至是可以加以忽略的了。

要实现社会民生权，有很多方面的问题需要考虑。

实现社会民生权需多管齐下

首先是要调整思路，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明确区分开来。长期以来，在GDP主义的主导下，所有的政策领域都被视为是经济政策。那些本来是属于社会政策领域的，如教育、医疗和公共住房等，被视为是仅仅是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很显然，如果这样的思路不调整，社会政策就建立不起来，社会民生权也无从谈起。

第二要大量增加政府的社会性投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来自生产性投资。社会投资一直没有得到重视。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住房、环保等等方面的社会投资严重不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每次经济危机总会导致生产性投资的激增和社会性投资的减少。房地产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这种局面须改变。社会性投资严重不足，有助实现民生权的社会体制就建立不起来。

第三是考虑调整各层级财税关系，减少地方政府把社会政策“经济政策化”的动机。方式有二：第一是可以让地方政府拥有更大财税权，使其有足够财权来执行政策。第二是把一些现由地方政府担负的责任上收。

第四，充分利用国有企业这一经济杠杆来推进社会政策的实行。国有企业一直是实现政府目标的有效工具。但长期以来，国企仅仅扮演了推进经济增长的工具；在社会政策领域，国企扮演的角色是相反的。

用国企推进社会政策

如何把国企在社会政策领域的角色转型？其中一个有效方法就是国家当向国有企业尤其是依赖行政垄断的大型国企直接提取利润。国企属于全体社会，按理说应当有助于分配的公平性。国家须向国企征收更多利润。现在正在进行的社会改革和民生社会建设需要大量财政，国企上交的钱可以用于这一改革事业。

因为拥有一个强大的国企部门，从理论上说，中国政府拥有了较之那些不拥有国企的政府更大能力来实现社会民生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