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文局局长谈沙博理

“我不是什么大师，我希望自己是一座桥，能沟通中文和英文，沟通中国和世界，使世界上不论什么肤色、哪个族群或信仰何种宗教的人们，都能来看看中国风景，读读中国故事，听听中国声音。”

美裔中国籍翻译家沙博理这样比喻自己。2004年底，中国外文局局长周明伟第一次拜访沙博理，沙老这段话让他印象深刻。从那以后，每逢沙老生日或春节，周明伟都会去家里探望，送上生日蛋糕，准备几样沙老爱吃的菜肴。沙博理愿意和周明伟聊天，聊武侠小说，聊中国文化和中国字，聊西方对中国的偏见与误解，偶尔也聊起沙博理挚爱一生的中国妻子凤子。

2014年10月18日星期六上午，周明伟正在参加一个会议，期间收到沙老去世的信息后，第一时间就赶去他家里。在心怀痛惜向这位老人致以最后的敬意后，周明伟立即协调布置各项善后事宜，是第一个到场的“工作人员”。今年春节去探望时，周明伟还和他一起议论着要办一个“沙博理作品展室”，谋划着沙老99岁的生日party。周明伟感觉沙老消瘦很多，谈话间多次提到他的身体状况，询问是否有什么需要帮着做的，但沙博理不想去医院，他不愿借助任何辅助手段来维系生命。他多次说，如果到了最后时刻，要在家里平平静静地走，不麻烦任何人。

周明伟始终觉得沙老是个“谜”。1963年，经周恩来总理的批准，沙博理加入中国国籍，成为一名中国公民。为什么一个在美国做过律师、当过兵的典型的美国人，却选择了60多年与中国同甘共苦，而且一辈子深深依恋着自己的中国妻子？沙博理曾对周明伟说，他当时非常自豪，一方面因为他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获得中国国籍的外裔人士之一，另一方面，他觉得从那时起，自己就不再是一个外来的、帮助中国的局外人，而变成一个在中国之内的、休戚与共的直接参与者。

沙博理热爱中国、热爱中华文化，始终关注世界大事和中国发展，对中国人民怀有真挚感情，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抱有极大热忱，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极为关心，对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极端负责。2002年，他已87岁高龄，还翻译出长篇人物传记《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最后一次见面时，他和周明伟聊起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大刀阔斧解决腐败和社会不良风气，这么有智慧地推进改革开放，沙博理由衷地感到高兴。他们还一起谈“中国梦”是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将要干什么”的最好的表述，探讨“中国梦”这个词究竟怎样翻译最好。

沙博理一直觉得西方社会不了解、不信任中国，甚至歧视中国，对中国的很多评价要么隔靴搔痒，要么不着边际，看不到中国的变化。他曾告诉周明伟，“我有三只手，一只手带着中国的腔调与西方握手；另一只手带着高鼻子的西方文明与中国交流；第三只手，最重要的，是我要拉住中国发展的衣襟，跟上中国的步伐。这只手跟上，其他两只手就都跟上了。”在他眼里，中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了不起的成绩，虽然还有困难和问题，但前景是美好的，大有可为的。

沙博理也和周明伟聊起过死亡，他并不惧怕。如今，这位深爱中国的美裔老头儿平静离世了。10月24日，沙博理送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人们在莫扎特的《A大调第五小提琴协奏曲》中与沙老告别，这是他生前最喜欢的曲子。他曾经说，“随着岁月的流逝，虽然我从未失去我身上的美国味儿，但我越来越感到中国是我的国家。”愿这位深深融入中国的高鼻子老专家一路走好。

 

沙博理以前常在北京什刹海附近的南官房胡同散步。他的名字就写在胡同一个四合院门牌上。“沙”是他英文姓的音译，“博理”既有他名字的谐音，也取意“博学明理”。他在那里住了50多年。有客人来访时，他常常是亲自开门，带着人们穿过栽着郁金香、月季和紫竹的庭院。有时他喜欢展示自己的藏品,比如一个罗盘,排列在衣柜里的藏书，或者很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胶木唱片。在邻居们眼中，沙博理爱打太极拳，喜欢种花养草，对豆浆油条、芝麻火烧这些老北京味儿情有独钟，完全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国老人”。

 

人民画报：听到沙老去世的消息，您第一反应是什么？

周明伟：我还是感到有些意外。春节去看望他时，虽然觉得消瘦了许多，但他并没有什么严重的器质性疾病，他也可以享受到最好的医疗条件。他和协和医院的医生们都很熟，那里的医生护士也很喜欢这个老头，如果他愿意在医院接受护理，还是可以延年益寿的。但他还是不喜欢去医院，多次说希望能安静地走，不愿意浪费医疗资源，不想麻烦别人。

 

人民画报：您第一次见到沙老是什么时候？当时印象如何？

周明伟：第一次见面是2004年12月，他89岁生日前，我去他家里拜访。印象中他是一位慈祥的老人，很善交谈。我以为说英文能让他感觉亲切一些，就试图和他说英文，结果他用中文回答我。后来我也改说中文了。

他是个很可爱的老头儿，直言快语，有什么看不惯就直接说出来。他住什刹海附近，我说这里地段很好，他则说酒吧太多,环境越来越嘈杂了。那一带是北京著名的历史文化区域，他希望老北京的风貌能够保持下来。后来沙博理以政协委员的身份撰写提案，多次建议整改周围环境。如今，什刹海地区成为著名的历史文化保护区，相信这与包括沙博理在内的很多知名人士的持续关注有很大关系。表面看，沙老是“发牢骚”，实际上他是在以一个中国人的火热情怀关注问题，他认为北京是最好的地方，其他地方都比不上。

 

人民画报：印象中，他家里是什么样的？

周明伟：他家里非常简单。认识他这十年中，似乎除了电视机和电脑这两样东西换了之外，其他没什么变化，没添过新家具。早些年冬天去家里，感觉各个房间的温度都不一样。后来得知，他还在用上世纪六十年代安装的锅炉取暖，不仅管道陈旧，屋后还放着十几个柴油桶。后来经过全国政协领导亲自上门关心督办才大大改善了他的生活质量。

他生活俭朴，对个人生活需求很少，总说生活条件已经很不错了，不愿提过多要求。这样一位资深的老专家，从没有配过专车，直到七十来岁，出门有时还是乘公交或骑自行车。

他女儿沙亚美也很朴实，从没听她说过炫耀的话。如果不知道她爸爸是沙博理，会觉得她就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这与家庭环境有很大关系。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沙博理先后在中国外文局所属的《中国文学》和《人民画报》英文版从事翻译和审稿工作，著作等身、成绩斐然。他在漫长的翻译工作中了解到中国的恢宏与复杂，“翻译中国文学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乐趣。它使我有机会去‘认识’更多的中国人，到更多的地方去‘旅行”。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小说《新儿女英雄传》（袁静、孔厥合著，1949）由美国自由图书俱乐部出版，因为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本出现在美国的红色中国小说而享有盛名；《春》（巴金著，1938）、《春蚕》（茅盾著，1932）等译作也为外国读者打开一扇了解中国的窗。沙博理喜欢《水浒》，觉得内容和文字都好，“文革”期间，他一边盼着混乱结束，一边翻译小说，常说“幸好是宋江救了我”。

 

人民画报：他有没有提起过，到中国这些年，最喜欢什么？

周明伟：我问过他，他毫不犹豫地说是武侠小说。这不仅是他对于不同人生和社会形态的爱好，也不仅是因为他认为在世界各类武侠故事中，中国的武侠故事是描写最漂亮、最引人入胜的，更因为这是他了解中国、投身于中国的“渠道”。

解放战争期间，因为白色恐怖，他和凤子被限制活动，他读了不少中文书，包括描写白洋淀抗日游击队的《新儿女英雄传》。那本小说文字浅显，但故事生动，充满了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智慧和胆略，很合他的胃口，是他心目中典型的武侠和武侠精神。他翻译出来后，1950年在纽约出版，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在美国出版、介绍红色中国的图书。最初翻译时，他并无太多用意，更没意识到这部作品会成为他翻译生涯的第一个高峰，也最终成就了他大半生的事业。

 

人民画报：他有没有和您聊过《水浒》？

周明伟：文革期间，凤子被下放隔离。沙博理为了躲避政治困扰，在家闷头看书，倾全部心血翻译《水浒》。定书名时，他最初想用“Heroes of the Marsh”，但当时正值“批林批孔批水浒”的时候，领导不同意用“hero”这个字，后来便改成“Outlaws of the Marsh”。“outlaw”直译是“无法无天的人”，沙老暗中得意，因为实际这比“hero”更贴近“绿林好汉”的意思。

《水浒》早有英译本，比如上世纪30年代的赛珍珠版。但国际翻译界和文学界普遍认为沙译本最完整，水准最高，文字漂亮，流畅简洁，完全符合原作风格。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中国对外翻译史上的一座丰碑，后人很难超越。

沙老和我说，他觉得字对字翻译并不难，难的是搞清文字背后的内容，这才最伤脑筋、最费功夫。提到《水浒》，他说必须了解每个人穿戴什么服饰，用什么腔调讲话，拿什么兵器和为什么拿这种兵器，弄懂了才翻译得清楚。深刻了解作品背后的文化内涵，他说出了翻译功夫的真谛。

 

人民画报：中国文化为什么会这样吸引他？

周明伟：他自己有过很多解读，他认为首先是受凤子的影响。此外，他很喜欢方块字。在他看来，汉字虽然难写，但有趣，有魅力，每个字背后都有文化，是拼音字或其他任何语言的文字不可比拟的。他曾说，“望文生义”在你们看来是贬义词，在我看是褒义词。因为文是由字组成的，望字就能“生意”。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就像方块字一样，刚毅，优美，富有魅力，背后有故事。方块字是他对中国产生兴趣的出发点，中国文化也因此深具魅力和吸引力。

沙博理喜欢打太极拳，打得有模有样，不仅是为了健身，他觉得这也是全面了解中国文化的最好方式之一。他家窗户原来不大，前几年维修时，我提议换成大玻璃框窗。后来见到我，他总说窗户换得好，“进来这么多阳光，这样我就可以在屋里打太极拳了。”

 

凤子是沙博理到中国后拜会的第一个朋友。她毕业于复旦大学，热衷戏剧，认识沙博理时正在一本左翼杂志做编辑。这个熟悉西方文化并曾以新闻记者身份独自旅行的“勇敢”姑娘深深吸引了沙博理。1948年5月，二人结婚，随后辗转来到北平。风雨相伴多年，这对中美合璧的夫妇相知甚深，在沙博理眼中，“凤子不只是我的妻子，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流淌在中国和我之间的一条不断的溪流，其间流淌着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个社会的精髓”。而在凤子看来，沙博理“特别对中国的一切，似是好奇，却是怀着深厚的感情”。

 

人民画报：去看望沙老时，他会提起凤子吗？

周明伟：其实我很好奇，异国婚姻能达到多么深刻的依恋程度？每个人内心是不是都会保有本土文化的一些禁区？我们偶尔会聊起凤子。能感觉到沙老对凤子是发自内心的爱，有很重的依存感。他讲过几件事。比如抗美援朝时，那是两个人都没经历过的战场。凤子参加中央慰问团去前线慰问，沙博理一直担心，“她去一个美国佬发动战争的地方，回来后会怎么看我这个美国佬？”凤子回来，他去火车站接她，就总觉得凤子看他的眼光变了，“花了很长时间才不讨厌我这个美国人。”

我问他，凤子英文怎么样？他调侃说，“有朋友说，我说的中文世界上什么人都能听得懂，凤子的英文只有我听得懂。但其实她是我的老师。”沙老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也值得敬仰。他对凤子的爱，对家庭的爱，对家和妻子的理解，很值得我们品味。

 

最近几年，由于年龄关系，沙博理很少外出。他喜欢每天在自家的庭院里喂喂野猫，侍弄花草。两片烤面包，夹几片培根和生菜叶，再加一杯咖啡或几口啤酒，就是一顿午餐。外孙女郭馨在美国读了十年书，在她眼中，沙博理就是一个普通的外公，“我从来没觉得外公是个外国人，他就是一个慈爱的外公。”

 

人民画报：这些年每次见到沙老，觉得他有什么变化吗？

周明伟：2012年为沙老过生日时，他依然幽默风趣，谈笑风生，说话思路敏捷，但已经流露出对身体变化的焦虑。他这么一个天天关心天下大事的人，眼睛越来越看不清了。耳朵也不好使，说话得很大声。

后来我们安排社里的年轻人去和他聊天，给他读读书报。我曾给他买过一个名牌助听器，但他没用，说这个“高级”的费电，而且太敏感，戴上后听到杂音太多，所以还一直用一个挂着线的老式助听器。

 

人民画报：有媒体曾报道沙老在某些方面还是很洋派的，您有这种感觉吗？

周明伟：他有时还是想吃西餐。2008年生日前，我问他想吃什么，他说牛排。后来我们带他去了一家还算不错的牛排店，但并不合胃口。当时他很客气，说吃不了我带回去。后来告诉我，“那不是记忆中的牛排”。这件事我至今心存愧疚。之后他总说年纪大了外出不方便，就再没上饭店吃过饭，每次聚餐都是带些做好的菜去他家。

    我看过他的冰箱，里面放着面包夹煎鸡蛋的三明治。我想送他一个咖啡机，他说以前喜欢自己煮，但毕竟清洗很麻烦，现在已经习惯喝速溶咖啡了，最常喝雀巢GOLD咖啡，香一些。我去的时候，没见过家里有帮佣，自己能做的事情他都自己做。

这几年沙老逐渐活动不便，生日就都在家里过。问到想吃什么，答案总是烧饼、油条，这些小街小巷的吃食就好。我们每次都准备一些家常菜和蛋糕。他常说，又给我准备了“这些很高级的菜啦”。我们也带很多年轻人过去，一起吃蛋糕，他很开心。这些场景深深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很怀念。

本来打算今年国庆去看他，结果忙忙碌碌没去成。这也是我一个深深的遗憾。

 

沙博理将中国见闻与经历写入自传《一个美国人在中国》，1979年在美国出版。“我对中国的感情和思想一直在发生着变化，从刚刚到来的懵懂、幼稚，到后来与中国文化和生活的逐渐融入，我对中国的认识越来越多，对中国的感情也一步步加深了。”中国有他的爱人，有他的朋友，有他喜欢的传统文化，中国已经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纵使这里风云激荡，也再难割舍离开。

 

人民画报：在给他颁发“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时，您号召大家以“沙老的成就和作为为楷模，为荣耀”，您怎样评价他的成就和作为？

周明伟：沙博理是一座山，需要仰着头看。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追求的人，生活淡泊，没有太多物质欲望，有很崇高的精神世界。对我来说，他依然是个谜。虽然这个谜在一点点解开。一个美国人，在美国接受过最好学校的完整的教育，也获得了律师资格，他的人生可以有很多选择，但他选择与中国和中国人民同甘共苦60多年，究竟是一种什么精神在推动他？他是一个同情正义、追求真理、胸怀极其宽广的很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在他心目中，不同文化、不同语言都不是障碍。他喜欢中国和中国人，是因为他追求人与人之间一种真挚的感情和认同，追求那种出于自然的欣赏与尊重。他是一个有理念的人。

他“资格”很老，但是对年轻人特别好，有求必应，有问必答。他的专业造诣也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他热爱并执着于他的工作，正义感很强，内心选择被正义感所驱动，爱憎分明，有自己鲜明的价值取向。

 

人民画报：沙博理有没有说过，怎样才能做好中国的对外传播？

周明伟：他在不同的场合说过两点：第一，要让外国人看得懂，听得懂；第二，要有针对性。这也是他毕生的努力。

    沙博理的一生是对中国对外传播事业进行深入研究和积极探索的一生，是投身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宏伟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无私奉献的一生。在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和促进中外文化交往的伟大事业中，沙博理做了大量的富有成果的工作，贡献了毕生精力，为增进中外相互了解和友谊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讲故事的大师。他的辞世是中国对外传播事业的重大损失。如今，外文局的一代老专家爱泼斯坦、魏璐诗、沙博理等都不在了，但他们的理念、方法、经验、为人处事的情操和高尚的专业精神，依然是我们今天学习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好中国形象的不朽的范例。他们的伟大人格和崇高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