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杭州西子宾馆欢迎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的外方代表团团长及所有嘉宾

　　回望2016年的国际形势，真可谓变幻莫测、出人意料。即使临近年终岁末，爆炸性消息依然层出不穷。在西方国家即将迎来传统的圣诞新年假期之际，对极端恐怖势力不堪其扰的欧洲再次遭遇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作为欧洲政治中心之一的柏林成为了此番袭击的对象，一辆卡车竟然冲入了柏林市中心的圣诞集市，造成数十人伤亡的惨剧，随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宣称为此事负责。就在大规模搜捕嫌犯尚在进行之际，土耳其又传来了恐怖的枪声，再次令全世界愕然。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卡尔洛夫在一家美术馆新展览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时，遭遇枪手连开8枪当场身亡，被当场击毙的凶手则被怀疑与叙利亚危机有关联。联系到中东持续不断的动荡与接二连三的恐怖袭击事件，全世界刻骨铭心地感受到了“安全”两个字的价值。

　　诚然，恐怖主义威胁是造成当今全球安全局势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更不容忽视的是国际格局的变迁，尤其是大国之间的战略互动关系趋于恶化才是导致国际冲突加剧更为关键的因素。无论是叙利亚危机、中东难民问题，还是打击伊斯兰国恐怖主义，均可见到大国之间安全博弈对地区与全球地缘政治走势的深刻影响。因此，把脉国际格局的变化方向，掌握大国战略互动的主导权，是提升国家安全，维护地区稳定的必要条件。

　　对中国而言，大国外交在外交全局工作中始终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身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中国自身的大国地位正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相应地，中国与世界上主要大国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左右着国际局势的演变。而这其中，中俄、中欧与中美关系又是中国大国外交的三大关键词。

　　在乌克兰、叙利亚、伊朗等问题上，受到美国及其盟国战略挤压的俄罗斯，同中国之间的战略协作关系日益加深。中俄双方在共同应对美国霸权体系压力方面具有一致的战略利益，即制约美国只顾自身利益而不顾他国合理安全关切的行事逻辑。从权力政治的角度，中俄联手对美国霸权进行有效制衡;从制度规范的角度，中俄在维护既有国际秩序合理部分的基础上，着力完善制度漏洞，使得国际体系的框架结构和制度建设与时俱进，迎合国际社会长久以来的改革诉求。而这也是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国际话语“一言堂”，坚决抵制形形色色“双重标准”现象的举措。

2016年11月28日，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右)在北京欢迎来访的候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经济合作同样是大国之间战略互动的核心议题。2016年适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5周年。15年来，中国在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对外贸易总规模、吸引外部投资额度以及对外投融资规模等方面均居于世界最前列，这恐怕是当年最具前瞻性的国际战略学者也难以预料的事情。强烈的中国经济冲击，使得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围绕如何应对中国崛起持续展开激烈争论。

　　客观地说，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在全球市场范围内对资本和资源进行更高效的利用和更为优化的配置，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原本处于领先地位的发达国家逐步丧失比较优势而相对利益受损，新兴经济体拉近了发展水平的差距，甚至有些国家实现了反超。同时，财富分布的进一步失衡造成了全球范围内在普通家庭收入、就业、大众社会福利等影响社会公平的指标趋于恶化，引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更为重要的是世界性的反全球化浪潮此起彼伏，民粹化的政治运动先后在多个国家掀翻了原有的政治格局，刷新了人们对于民主政体的认知，改变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换届预期结果。

　　这样的政治思潮自然也影响了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的战略互动结果。许多国家开始对商签或深化自贸安排犹疑不决甚至反感排斥，在投资收购等经济合作、解决贸易纠纷的法律规则适用、协商推动区域一体化建设等方面，迫于内部的压力时而违背承诺，倾向于采取非建设性的方式加剧矛盾而非寻求问题的解决。

　　持续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是中国推动自身内部改革与实现经济转型的关键，面对一个在全球化面前显得愈发保守的世界，中国必须扛起全球化这杆大旗，通过扩大内部市场需求，运用强大的制造业产能实力，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等新兴机构，在世界经济增长前景不明朗，贸易和投资合作低迷的情况下，在国际社会聚拢起足够的“人气”，尽快推动世界经济重新回到稳健增长的良性轨道。

　　对于某些国家一味追求相对获益而弥漫的不满情绪，中国也要坚决防止其转化为极端的反华情绪，尤其是坚决抵制那些通过不履行对中国承诺，在贸易救济措施中对中国使用双重标准，甚至针对中国量身定制一套反倾销规则的做法。中国应当以赏罚分明的态度对待国际合作中形形色色针对中国的乱象，使各国意识到合作来之不易，共同利益应当珍惜。毕竟在全球经济的严冬之中，去抢夺一件单薄的外衣没有实际意义，唯有集体抱团取暖，才有望迎来万物复苏的春天。

　　中俄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要理解中俄关系，必须从国际战略的视角去看待。单就军事实力而言，苏联在冷战时期跻身为与美国争夺全球霸权的“一极”。冷战结束以后，苏联尽管不复当年的军事实力规模，地位也相对有所滑落，但依然是不容忽视的世界军事强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美国主导下的军事同盟体系与“一超多强”格局是影响当今全球安全走向的两大核心要素。中俄作为“一超多强”之中的强国，同美国在全球安全治理方面既存在合作的一面，也存在竞争的一面。

　　在中-美-俄大战略三角的转动之下，2016年的中俄关系可以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来形容。2016年初，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2020年前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这份影响未来数年的俄中长期安全战略规划。对于中俄关系，该文件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反映出中俄两国“三个不变”的重要共识，即：无论地区和国际形势怎么变，双方坚持巩固和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关系的方针不会变;致力于实现两国共同发展振兴的目标不会变;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稳定的决心不会变。

　　经历了一年的国际风云变幻之后回头再看这“三个不变”，可以发现它名副其实，既展现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牢固，也验证了俄罗斯外长2016年初在新闻记者会上所讲的观点，“中俄关系正处于历史上最好水平，两国全方位合作机制绝无仅有”。

2016年12月24日，中国黑河—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黑龙江(阿穆尔河)跨江公路大桥举行开工仪式

　　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中俄两国领导人频繁会晤，高层互访与多边场合磋商交错并进，其中不乏中俄元首在乌兹别克上合组织、印度金砖峰会、G20杭州峰会与秘鲁APEC会议上就重大地区与国际问题进行商讨，但是尤为重要的是普京总统于2016年6月对中国进行的一次历时虽然短暂但却分量十足的国事访问。2016年是《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签署15周年，也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周年。尽管普京总统近年来每年均与习近平主席安排多次会晤，但是一次为中俄关系注入新动力的国事访问仍十分必要。

　　在中俄各自的外交战略之中，明确将彼此视为外交优先方向。两国的国际协作已经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建设性因素。在国事访问期间，中俄领导人就深化两国之间的全面战略协作关系达成了四方面重要的共识，成为引领未来两国关系发展的指向标。中俄双方均同意：第一、要保持高层密切沟通，发挥顶层设计的重要引领作用，推动两国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第二，相互支持涉及彼此的核心利益问题，不断巩固和深化双方的政治和战略互信;第三，深化务实合作和利益交融，深入推进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和“一带一路”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第四，在重大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加强协调和配合。

　　这里尤其要对共识中的第二点和第三点详加阐述。对于俄罗斯而言，乌克兰问题、北约东扩进程以及美国在东欧进行反导部署，均事关其核心安全利益。与此同时，在叙利亚危机之中，俄罗斯也在该地区的安全结构中有重要的战略关切。对于上述问题，中国在秉持国际公义的前提下，充分理解俄罗斯方面合理的安全诉求，对其给予了重要的外交支持。

　　2016年在涉及中国周边安全的核心利益问题上，俄罗斯同样给予了中国以宝贵的支持，构成了对中国政策立场的强有力支撑。两个突出的热点问题，一是围绕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二是围绕菲律宾阿基诺政府提起的所谓南海问题仲裁案。

　　在反导系统部署问题上，中俄两国同时面临着美国及其盟国在迫近本国领土的毗邻区域内，不进行适度的避让，以抵近的方式和超过基本防御需求的强度，部署尖端反导系统装备问题。这威胁中俄的战略反威慑能力，导致原有的战略平衡被打破，削弱了地区的战略稳定。同时，这也很容易导致大国战略互动朝向针锋相对的敌意螺旋演进，也是中俄两国一致表达强烈反对意见的原因。

　　针对美韩宣布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2016年3月中国外长王毅在访问俄罗斯时针对朝鲜半岛局势对外表示，中俄双方一致认为，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远远超出了朝鲜半岛的实际防御需要，直接损害了中俄两国的战略安全利益，也将破坏地区战略平衡。随后，在普京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俄两国元首共同签署并发表了一份极具分量的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声明，从战略高度对反导相关问题做出了全面回应。

　　值得警惕的是，尽管因“亲信门”事件而遭遇弹劾，但是韩国总统朴槿惠在执政期间已经最终确定萨德系统的选址，并已经开始推进实际部署工作。与此同时，在美国的强力推动之下，日韩两国还签署了军事情报协定，考虑到日本也正跃跃欲试准备部署萨德系统，未来东北亚围绕反导问题展开的战略博弈将步步升级。更需要注意的是，韩国政府陷入的宪政危机并没有阻止萨德的部署进程。代行总统权力的韩国总理黄教安不顾国内民众和中俄两国的强烈反对意见，决定在政治过渡期继续加快推进该系统的部署完成。这种强行闯关的做法，反映出韩国政界对于自身安全状况的极度焦虑，更表明其对于美国的军事同盟保护缺乏足够的信心，因而宁愿部署远远超过需要的防御装备，不惜加剧该地区本已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趋势。

　　面对此种安全困境，中俄必须做出明确而坚定的回应。国际社会都注意到中俄越来越紧密的军事合作传递出的强烈信息，尤其是联合军演的威慑效果最为显著，迫使美国主导下的军事同盟必须考虑清楚在涉及中俄核心利益的问题上采取冒险对抗将会是怎样的结果。另外，根据俄罗斯媒体公布的消息，中国向俄罗斯采购的代表俄方最先进水平的苏-35战机，于2016年末开始向中方逐步交付，首批将交付4架战机。中俄在最尖端军事技术上的合作，将有利于共同应对美国的新军事革命，以及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将最先进的海空装备向东亚强化部署带来的战略威胁。

　　在南海问题上，俄罗斯坚定支持中国通过双边协商谈判而非强行提起仲裁的方式来解决争端的立场。然而，南海问题临时仲裁庭作出的所谓裁决，并非只是事关南海问题，也并非只是中国同某国的个案这样简单，它反映的是某些国家试图故意曲解国际法或误导国际社会，通过强行造成既定事实或创造先例，对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垄断解释权，从而为自己的私利服务。这样的“歪风邪气”必须得到整治，国际法必须正本清源，国际社会必须强化“普法教育”。正因为如此，普京总统来华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在两国元首的见证之下，中俄外长共同签署并发表了关于促进国际法的声明。这份声明体现了两国对于国际法的坚定承诺，彰显了中俄继承、创新和发展国际法的积极作为，也表达了两国在和平解决争端等方面的共同关切，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与现实意义。

　　除了安全领域的合作之外，中俄之间在经贸领域的互惠合作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俄罗斯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战略对接合作目前迎来了重要进展。在2016年6月于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的上合组织领导人峰会期间，中国、蒙古、俄罗斯三国共同签署了《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这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早期收获，标志着“一带一路”首个多边经济走廊正式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份规划纲要当中，明确了经济走廊建设的具体内容、资金来源与实施机制，商定了32个重点的合作项目，涉及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等十大重点领域，可以说是未来围绕“一带一路”展开类似多边合作的建设模板。

　　中蒙俄经济走廊所取得的重要进展，充分体现了各方所秉持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展示出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巨大潜力和广阔机遇。众所周知，由于西方国家的制裁和全球经济发展低迷造成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起伏，使得俄罗斯近两年遭遇了较为严重的经济衰退，尽管2016年有明显回升，但依然处于经济负增长的区间，或许还需要经过两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赶上全球经济增速的平均水平。由于美国和欧盟延长了对俄经济制裁，在这种情况下助力俄罗斯经济复苏最重要的依靠对象便是中国。当今世界，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来源。“一带一路”的建设正稳步推进，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与全面改革也将为俄罗斯的经济繁荣带来机遇红利。可以用四个“充满信心”展望中俄关系未来的发展前景，即中国对俄罗斯的发展、对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对中俄务实合作、对“一带一路”的建设对接前景均充满信心。

　　中欧关系：无规矩不成方圆

　　在国际政治中，欧洲虽然国家众多，但是区域一体化水平却显著领先于其他地区，作为欧洲政治与经济核心机制的欧盟也努力用统一的声音对外表达政策立场，因此在考虑中国同欧洲大国之间的关系时，可以将中国同欧盟的整体关系作为一组大国战略互动加以考察。

　　鉴于中国同欧盟在地理上相距遥远，在地缘安全方面不存在明显的利益交叉，因此战略安全问题并不如经贸议题那样在中国同欧盟关系中占据核心位置。但是尽管如此，欧盟中多数成员同时也身为北约成员国。作为美国领导下的军事同盟体系的一员，许多欧盟重要国家近年来在涉及中国战略安全的多项议题上做出了种种不恰当的表态，例如2016年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官员在南海问题上应和美国的言论对中国发难，西方七国集团更是附和日本在东海与南海问题上的炒作。加之在涉及香港、西藏等中国主权问题上，欧洲某些政治势力惯于刷“存在感”，中国同欧盟的战略关系时而受到这些问题的负面冲击。

2016年7月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主持第十八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

　　长期的战略互动实践表明，中欧双方只有坚持建设性的对话与协商，才有利于问题和矛盾的解决。而强行的施压或者固执己见，以自己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凌驾于对方之上，只能引发更为强烈的反弹。可以说在这方面，欧盟“在哪里跌倒就还得从哪里爬起来”的例子并不算少。

　　过去的一年中，中欧关系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最为显著的变化则来自于欧洲。2016年最为热门的词汇之一——“黑天鹅”，被用来指代那些国际政治中出乎众人意料尤其是与专家学者的普遍预期截然相反而影响重大的事件。欧洲是“黑天鹅”频繁光顾的地区，最为典型的是英国通过全面公投决定退出欧盟，以及意大利政府推动的宪政改革公投遭遇失败导致总理引咎辞职。诚然，英国脱离欧盟将是一个漫长的博弈过程，意大利的过渡政府结束使命之后将迎来怎样的政治格局也无法确知，然而单就两次公投结果而言，其本身就非常耐人寻味。如果将两者进行对比，似乎体现出了截然相反的政策倾向，前者似乎有意拥抱变化、寻求变革，而后者则拒绝改变，否决变革。但实际上，这两次公投的一个共同点，是欧盟众多国家出现的越发严重的保守化倾向和民粹主义思潮，其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对自身相对获益得失看得更重，对于传统建制派掌握的政治权力格局不满，对政府深度的不信任。在难民危机和恐怖主义袭击的影响下，欧洲的民粹运动此起彼伏，也传导至中欧之间的互利合作中，全面影响中欧经贸交往的方方面面。

　　首当其冲的便是，围绕所谓贸易救济反倾销和反补贴中运用“市场经济地位”确定价格引发的持续博弈，具体内容参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15条款。在2001年12月11日，中国签订入世议定书，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由于当时一些成员体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尚在发展成熟之中，因此协商决定设立为期15年时间的过渡期，至2016年12月11日，按照通俗的理解，中国便“自动”获得所谓“市场经济地位”。实际上，欧盟等滥用贸易救济措施，特别是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案调查，无视按照市场经济运行中国企业的价格与成本，人为任意选择第三方替代国，确定倾销幅度或补贴幅度、同类产品遭受实质性损害或威胁、以及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欧盟等国家这些做法反映出，其国内经济振兴乏力，复苏进程远比预期长得多。在过去的15年时间里，中国出口的产品往往成为反倾销的对象，有媒体讽喻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在集体“薅中国的羊毛”。

　　如今，当中国迎来入世15周年纪念之际，也是所谓以第三方作为替代来针对中国采取反倾销的手段失灵之时，这自然是贸易保护势力不愿看到的。欧盟在这一问题上犹疑不决，内部许多成员体甚至欧盟机构的高官多人建议延续对华一贯的反倾销适用第三方的措施，拒绝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众所周知的是，世界贸易组织是负责管理全球贸易，协调解决贸易纠纷的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中国是经过异常艰苦和漫长的谈判才加入的这一组织，入世议定书具有法律约束力，各成员体均有责任和义务来遵守。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如果各方在贸易救济中都采用有利于自己的一套标准，则全球贸易还如何开展得下去?更何况欧盟所谓评判“市场经济地位”标准的科学性和公正性都存在明显疑问。

　　所谓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政治和诚信问题。对于欧盟不履行自身承诺的做法，中国表示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拒绝履行国际义务。“言必信、行必果。”欧盟一旦开了这样的贸易保护先例，便会对未来的中欧正常经贸合作的开展带来难以复原的伤痕，也将颠覆欧盟在国际社会当中负责任的国际形象。在美日等经济体的应和之下，欧盟尚未在这一问题上做出最为正确合理的选择，相信这一问题也将继续作为待决的悬案，在中欧经济互动之中时刻牵动敏感的神经。

　　具体到实际的贸易纠纷之中，“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与欧洲钢铁业对中国出口欧盟的钢铁产品反倾销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以钢铁为代表的世界范围内产能过剩的产品，近年来也成为了中欧贸易摩擦的重点地带。总体而言，欧盟在涉及到钢铁贸易问题的决策，一方面顾及中欧经济关系的大局，也客观理解全球产业现状，但另一方面出于内部种种政治考量，不得不时而迁就钢铁协会与劳工团体等特定利益集团。

　　例如在2016年4月，英国的反对党和工会组织指责英国政府在钢铁产业方面未能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敦促英国对进口钢铁征收反倾销税。又如5月中，欧洲钢铁联盟等钢铁协会向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公开信，称七国集团应该阻止中国廉价钢铁扭曲全球市场，以免进一步损害全球钢铁制造商的利益。与此同时欧洲企业联盟发声，通过致信英、法、德、意和欧盟领导人，要求抵制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从上述几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市场经济地位”已经与敏感贸易纠纷紧密挂钩，成为欧洲钢铁等行业的一把贸易保护伞。中国入世应当享有的正当权利时至今日仍然被特定产业组织的利益所裹胁。

　　那么怨声载道的欧洲钢铁企业对中国钢铁产品的指责究竟是否合理?最好用客观的数据事实来说话。下表显示，欧盟28国进口钢铁产品中，自中国进口的份额并不是最高的。2001年至2005年期间，中国所占平均份额为5.81%，远低于同期的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和南非，入世初期的2001、2002、2003年低于美国占欧盟28国的份额。2001年至2008年期间、2001年至2014年期间，中国所占平均份额分别为13.86%、14.21%，都低于同期俄罗斯的15.06%、15.1%。不仅如此，中国占欧盟28国钢铁进口份额从最高峰2007年的20.74%大幅下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盟28国自中国进口钢铁产品金额从2007年的123.22亿美元、2008年120.84亿美元下降到2013年的50.25亿美元、2014年的67.02亿美元，下降幅度超过45%，居进口各国之首。以这样的份额，要将欧洲钢铁业所面临的困境完全归咎于中国，实在是说不通。实际上，全球经济增长的乏力，导致世界各国对于钢铁产品的总体需求明显萎缩才是全球钢铁企业举步维艰的症结原因。而且，中国开展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已经大力压缩钢铁业的产能，在过去的3年时间里已经化解过剩钢铁产能超过9000万吨，在未来还将进一步压减1至1.5亿吨。中方化解过剩产能的努力世所公认，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哈蒙德在访华期间同中国协商解决钢铁贸易问题时，就对中国所作出的巨大努力表示了充分的肯定。

　　随着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欧洲认为中国市场的营商环境发生了对其不利的变化，例如欧盟委员会的贸易委员马斯特罗姆曾经发表演讲称，为了达成中欧投资协定，中国需要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欧盟企业对在华经商环境问题仍存在关切。类似的论点和观点层出不穷，体现出欧洲对改革中的中国能否一如既往地保障欧洲企业的投资与盈利收益，中国的商机是否一如既往的广阔存在担忧。对此，依然用数据来说话更有说服力。2016年前4个月，中国全国范围内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共计8298家，同比增加了6.5%，其中欧盟28国对华投资新设立的企业达到555家，同比增加5.1%。这说明了欧洲的投资者已经用实际行动表明，中国依然受到青睐。对于中国的外资政策，可以用“三个不变”来宽慰包括欧盟企业在内的全世界投资者，那便是：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为各国在华投资企业创造良好投资环境的政策不会变;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政策不会变。

　　2016年6月下旬，欧盟时隔10年，对外发表了《欧盟对华新战略要素》的对华政策文件。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莫盖里尼表示，这份文件旨在进一步深化欧盟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将会深入挖掘中欧在经贸、外交、安全以及国际事务等领域的合作潜力，成为未来5年中欧关系发展的指导性文件。对此中国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并期待中欧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和互利共赢的原则，推动中欧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向前的发展。

　　中美关系：沉舟侧畔千帆过

　　2016年初，在任内的最后一次国情咨文演讲之中，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对外表示，世界各国人民都把美国看成唯一的世界领袖，不愿中国或俄罗斯发挥这样的作用。对于这番言论，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解读。一种观点是，奥巴马的讲话反映出美国一贯的霸权思维，是美国自我许诺国际领导权威的又一次生动体现。但是，这番言论同样可以被视为美国意识到了其世界领袖地位旁落的可能性。面对竞争，美国目前只能更多地依赖向盟友与伙伴国家宣示的做法，促使其盟国或伙伴国继续笃信美国依然拥有充足的实力捍卫其领袖地位。

　　古人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美国领导地位的危机并非“忽如一夜春风来”，这既是国际实力分布变迁的反映，同时也是美国作为国际体系的核心大国，在处理和应对全球一系列危机和矛盾时不恰当、不合理的作为引发不满情绪累积的体现。当这种不满达到了一定的阈值以后，只要有其他大国愿意以某种革新的方式在适当的领域顺应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行事，美国的危机感自然而然就会与日俱增，相关权力转移的讨论也就会愈发热烈。

　　任何一个大国，均有其看重的核心利益，同时也需要一定的安全活动空间，尤其是在毗邻其领土的适当外围延展空间之内。这种适度的安全活动空间力求避免其他大国势力的介入，杜绝外来力量对该区域内安全矛盾的干涉，因为其与该大国自身的安全利益紧密关联，构成了该国安全环境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包括国防实力在内的综合性国力大幅提升，引起了国际格局的实力分布发生变化，最为重要的是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进一步拉近，而中国与包括西欧和日本在内的原来同为“第二集团”的国家之间的实力优势愈发明显。这种变化，导致美国逐步调整对华战略，通过加强其领导的军事同盟体系来应对中国崛起的压力，在多个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美国及其军事同盟或伙伴国都呈现出对华愈发明显的利益对抗态势。

当地时间2016年11月23日，第27届中美商贸联委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幕

　　在近年来的大国战略互动之中，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日益侵犯中国合理的安全互动空间，甚至在相关核心利益问题上采取明显的冲突对抗策略，从而导致美国的盟国与中国之间的特定矛盾转变为美国同中国之间直接的安全冲突。这种危险的转变，深刻反映了一种美国战略判断取向。在全球实力分布发生变迁的背景下，美国没有选择与中俄这样其战略视野中所谓的潜在竞争对手，在良性互动中消除敌意，避免既有矛盾的升级，反而以强化所谓“中俄威胁”的舆论为策略手段，押注其军事同盟体系加剧安全对抗，试图以此扭转自身掌控全球安全局势的领导能力下滑的局面。

　　美国这样的战略选择，引起了直接的连锁反应，最重要的是中-美-俄之间的大战略三角又一次进行了转动。2016年2月，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表示，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等是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而中、俄则是美国在军事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在美国战略界的讨论之中，越来越频繁地将中俄两国并列，作为美国的安全政策所面临的核心课题，并为特朗普政府履任之后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试图通过与中俄开展新的战略互动，推动大战略三角向着有利于美国的方面转变。

　　通过在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和南海仲裁案两回合的较量，中美在东北亚和东南亚两大亚太次区域都形成了战略交锋的局面。长远来看，中美在亚太重点区域的安全活动空间的重叠，两国不得不面对一些矛盾长期存在且难以完全解决。重点是双方以怎样的战略设计来形成新的互动模式，又有怎样的胆识贯彻既定的战略决策。

　　即将于2017年1月20日开始执政的美国新一届共和党政府，在事关“一个中国”原则问题上掀起了特朗普与蔡英文的“电话风波”，更在中美贸易与汇率问题上进一步引发全球市场担忧，在决策团队尚未完全就位的情况下，就开始不断测试中国的政策底线，试图掌握中美新型大国战略互动的主动权。而从决策团队，尤其是国家安全团队成员的遴选上看，在奥巴马执政期间长期蛰伏的新保守主义势力跃跃欲试，引人注目的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研究所和福克斯新闻三家机构，均有许多成员进入特朗普过渡团队，甚至跻身成为新政府的外交政策智囊。与此同时，大量吸纳退伍的军方人士导致特朗普政府已出现“文官统治”原则失衡的危险。另外，特朗普无视候任总统应在就职前低调行事，不干涉现任当局执政，避免出现双重政府的政治惯例，在台海等议题上打政策擦边球，突破两党长期的政策共识，不仅引发现任政府强烈不满和传统建制派的批评，也造成其他国家对美国政策稳定性、持续性和承诺有效性的质疑。

　　留给中美关系的发展空间是无限广阔的，塑造新型的中美关系也存在着无数种可能的形态。新当选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总统竞选中就对华政策所做的种种发言曾经引发外界的忧虑，在政府过渡期就“一个中国”政策掀起的广泛争论和美国政府对台政策的前景也变得扑朔迷离，中美两大经济体是否会以贸易战作为2017年的开场，成为世所瞩目的焦点。奥巴马政府刚就任之时，中美快速进入到了一段融洽的合作期，携手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奥巴马政府从前任小布什政府之中快速学习并领会到了发展中美关系的真谛，那便是双方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作为负责任的大国进行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战略互动，均承担不起战略对抗的风险，全世界也无法忍受这样高昂的成本，唯一的出路在于妥善管控分歧的同时，在存在共同利益的领域推动务实合作。而这也恰是新型大国关系所追求的本质。

　　美国新政府出于内外革新的愿望，提出很多新的政策构想并不奇怪，这也是中美建交以来历任美国政府均曾经经历过的。但是如何缩短中国与美国新政府的相互了解过程，特别是如何缩短美国新政府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经验教训的学习过程，是摆在中美两国领导人面前突出的课题，但愿这堂“课程”早些结束，国际社会可以为此少付一些学费，确保未来的世界局势在稳健发展的中美关系基础上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