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东亚各国领导人进入一年之中最为繁忙的外交季。G20杭州峰会刚刚落幕，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便在老挝首都万象紧锣密鼓地举行。适逢重要的时间节点，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接连参加了第19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暨中国-东盟对话关系25周年纪念峰会，还出席了第19次东盟与中日韩三国(10+3)领导人会议以及第11届东亚峰会。紧凑的会议日程意味着大量密集的外交磋商，同样预示着丰硕的外交成果。老挝峰会不仅见证了中国-东盟25年来对话与合作的里程碑，更为未来一个阶段双方建立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规划了蓝图;峰会还为爬坡过坎阶段的东盟与中日韩三国(10+3)合作蓄力，敦促各方在区域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和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建设方面继续加快进度;峰会对处于第二个十年开局之年的东亚峰会提出新的展望，各项新合作倡议与着力领域将为东亚合作迈上新台阶提供机遇。更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老挝峰会不可避免地围绕南海问题进行了又一番外交角力，最终的主席声明与会议成果文件表明彰显了东亚国家对于南海争端的主流意见以及解决问题的良策。

　　“包罗万象”：

　　嘈杂的南海争端摸索指路明灯

　　由于G20杭州峰会在中国举行，作为东道主的中国掌握着设定议题的主动权，而且世界经济治理的重要论坛争论传统安全议题似乎不合时宜，所以某些域外国家刻意“隐忍”而选择老挝作为在南海争端上集中发难的机会。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峰会期间称2016年7月所谓的国际临时仲裁庭所作出的“里程碑裁决”具有约束力，有助于厘清本区域的海洋权益，并且强调“我知道这会使紧张局势升温，但仍期待大家一起讨论如何建设性地共同迈进，以缓和紧张并促进交流和稳定。”如此逻辑实在让人看不懂，好比警察任由罪犯胡作非为、无法无天，等到一片狼藉酿成大错后再想办法如何维持治安。如果说这样做有任何好处，似乎便是给那位事先不作为的警察以充分的口实，任其接下来挥舞他的大棒。

2016年9月8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老挝万象国家会议中心出席第11届东亚峰会

　　自诩的国际警察自然有他的帮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峰会期间不厌其烦地使用“法治”一词，强调“法治才是国际社会必须贯彻执行的普遍原则。”外交辞藻用得颇为赏心悦目，但明眼人却一头雾水：几乎成为日本政客口头禅的“法治”究竟何意?9月访美的日本新任防卫大臣稻田明美一语道破了其中的玄机。她表示为了建立国际法治，需要将三者结合起来：一是加强日本自身的防卫能力;二是美日同盟关系;三是与邻国建立良好的关系。换言之，国际法治建立的基础是日本重新走上武装军备的道路，是日本协助美国维护地区甚至全球安全秩序以及日本可能通过向周边邻国提供武器和军事援助来维持所谓良好关系。如此一来，日本希望国际社会贯彻的“法治”岂不是等同于日本“再军事化”?坚持贯彻的法治原则莫不成了以新的军事强权来捍卫某国私利和其所推行的规范?这样理解的法治简直是国际社会的笑话，断不能让“法治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这样的荒唐一幕上演。真正尊重国际法治的做法，应首先坚持“法治”不能被污名化，不能按照某个国家的一己私利去定义什么才是“法治”。

　　然而，令人更不能理解的是，域外国家强行将与法治背道而驰的军事手段作为所谓贯彻国际法治的正当行为。在美国访问期间，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明美确认将提升在南海行动的级别，包括了与美军在争议水域进行联合巡航，与美军和东南亚国家举行各种双边或多边军事演习，还准备支持东南亚部分国家增强军力。其中，日本已经表态愿意向越南提供新型巡逻舰，还同意向菲律宾提供两艘大型巡逻舰并租借5架侦察机。对于美国在南海地区的所谓“自由航行计划”，稻田明美更直言不讳地表明：“我强烈支持美国海军的自由航行运动，这对维护以国际规则为基础的海洋秩序大有帮助。”这位曾表示访华意愿的日本女防卫大臣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演讲中围绕南海争端点名指责中国改变现状并颠覆现行国际规范，却又道貌岸然地表示将继续打开大门准备与中国进行建设性对话，鼓励中国成为亚太地区维护和平与稳定的力量。

　　在南海局势紧张升温的过程中，美日两国没少在暗中做“火上浇油”的事情，而在局势危急的紧要关头却仅在口头上表态进行建设性对话与接触，缺乏真诚而实质性的行动，无异于“扬汤止沸”。作为中国-东盟对话关系协调国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对于南海问题坦率发表了见解。他认为各方要克服南海问题上立场差异的挑战并不容易，这是攸关国际利害关系的现实，各国必须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摸索寻找各自的立场。这些立场基本上与各国身处的战略环境有关，影响这些国家的世界观-他们面对的威胁是什么，机会又是什么;谁是盟友，谁保持中立，谁又是潜在敌人?

　　李显龙的观察所言不虚，美国面对的威胁和机遇已经在奥巴马近年来大力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得到了明确的阐述，其盟友和潜在敌人也非常鲜明;而对于日本以及澳大利亚这些美国的军事同盟国而言，如何选边站队便取决于该国如何判断与美国的同盟价值与利益，也即由该国的战略环境决定。日本首相安倍选择了紧密跟随美国的外交方针，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中参与制定对华政策的人士指出，如今的中日关系能够避免冲突就算及格了。日本媒体则认为中日两国对“战略互惠关系”这一概念的理解相当模糊。

　　当“法治”被任意曲解，而“军事”可以被堂而皇之地作为贯彻法治的正当手段，随之而来的便会是军事对峙的出现。值得注意的是，从9月12日开始，两场大规模军事演习同时在西太平洋地区上演。一方面，中国与俄罗斯两国战役级规模的“海上联合-2016”军演在广东湛江以东的南海海域进行，是中俄两军规模空前的大型联合军演。另一方面，美国海军在关岛与马里亚纳群岛靶场附近举行“勇敢之盾-2016”大规模军事演习，出动超过1.8万名美军，以及美国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约180架战机。这样的演习安排恐怕绝非巧合，其中战略对抗的意味也凸显了南海地区局势的紧张。

　　南海争端是否会就此滑向军事冲突的泥潭?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峰会期间曾担忧地表示：“万一海上发生事故，或两船相撞或局势升温，当然会造成严重影响，投资者信心受冲击，到时问题就大了。”实际上，中国与东盟国家为避免南海争端的升级进行了大量的外交磋商，而且已经取得了相当明显的阶段性成果，只是由于外界的聒噪而使这些成果缺少曝光度。此番在老挝举行的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所发布的《纪念峰会联合声明》是相当重要的成果文件。针对南海问题，《声明》第五点在重申尊重并承诺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所规定的南海的航行及飞越自由这一要点的同时，着重强调承诺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由直接相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它们的领土和管辖权争议，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作为中国和东盟十国集体协商一致的共识，这份公开发表的声明再次直接否定了所谓的国际临时仲裁庭所作出的非法裁决，决定由直接相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而非第三方强制仲裁来解决争端。这一点对于后续南海争端的解决异常重要，也再次否定了美日等国以国际社会自居，动辄鼓吹“法治”或“增强军力贯彻维护法治”的合法性。

　　还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会议还为“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达成设立了一个时间表，即预计2017年年中达成框架性草案。对于“南海各方行为准则”，李克强总理掷地有声地表明了其与《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紧密逻辑联系：“‘准则’磋商是建立在落实《宣言》基础上的。如果连《宣言》都不能得到落实和遵守，又怎么推进‘准则’磋商?只有恪守《宣言》，才能有效推进‘准则’磋商。”这同样是对国际仲裁庭裁决中认为《宣言》是无约束力的政治文件这一荒谬裁定的强有力回击。

　　作为“南海各方行为准则”谈判中的阶段性成果，此次会议还形成并通过了两份重要的文件，分别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应对海上紧急事态外交高官热线平台指导方针》和《中国与东盟国家关于在南海适用〈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联合声明》。这些文件对于增进彼此互信和信心、降低海上风险、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具有显著意义。如同李克强总理在纪念峰会上的演讲中所言：“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地区国家只有将解决问题的钥匙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南海才能保持和平稳定。”

　　“万象更新”：

　　东亚合作向心力对抗离心力

　　老挝峰会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对“团结”的重申。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老挝国家主席本扬在峰会开幕致辞中呼吁东盟各国遵守一贯的东盟模式处事原则，以本区域的特性和现实环境为依据，维护该区域组织的核心地位。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谈到东盟目前面临的三大挑战之一便是保持团结维护信誉。李克强总理在同东盟领导人会晤期间重申了中国对东盟睦邻友好的政策，尤其是三项一如既往的支持：支持东盟共同体的建设，支持东盟在该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并支持东盟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这其中的关键，在于维护东盟的团结，坚持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的东盟方式。

　　之所以如此强调团结，是因为目前的东亚合作出现了两股力量的较量，一种是凝聚合作共识的向心力，另一种则是与之相对分散和瓦解区域合作的离心力。这场向心动力与离心阻力的对抗，构成了近年来东亚合作进程起伏动荡的根本原因。一般而言，在一个区域中无论是域内还是域外的国家，如果形成一个统一的权力中心，沿着统一的区域一体化路径迈进，则经济与安全共同体的建设将会较为顺利。然而亚太地区同时存在中美两大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美之间存在一定的安全利益分歧和矛盾，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设路径上也有各自不同的规划，则该区域中的其他国家面临相异的两条路径便会迷茫，当中美之间发生安全利益冲突时更会受到冲击与影响。东亚合作向来是政治安全与经济合作两个轮子一起转，当其中一个轮子发生故障，另一个轮子也无法正常运行，则整体就会失去平衡或者停滞不前。

　第11届东亚峰会会场

　　从政治安全的角度，包括钓鱼岛问题、朝核问题、南海问题等，对于东盟10+3机制、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以及整个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建设都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冲击。而美国大选中两大党派候选人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负面态度也令美国主导的这一区域经济整合进程蒙上了厚重的阴影。尽管奥巴马在万象表示美国与亚洲国家的往来在其离开白宫后将持续下去，无论时局如何美国都将留在这里，其他国家都可以指望美国，但是包括越南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推迟了在国内批准TPP的进程。

　　东亚合作的当务之急，是消除不确定性，在增强向心动力的同时减弱离心阻力。这一方面需要各国尽量消除各自国内政府换届或其他政治因素造成的政策不确定性，另一方面需要重新坚持东盟为中心的统一东亚合作路径。在整个峰会期间，李克强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分别在不同的平台上就东亚合作提出了多项富有建设性兼具可操作性的建议。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在政治安全上加深互信、完善机制、降低热点问题热度与敏感度，妥善管控分歧。这其中，中国与东盟国家商签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有望成为整个区域政治互信加深的里程碑，将为双方长期友好提供法律制度保障。中国与东盟的防务和执法部门的会晤机制也在不断发展完善，由此而拓展各方可以积极探讨建立符合现实与各方需要的区域安全架构。以打击恐怖主义为焦点的非传统安全合作正成为亚太地区越来越重要的议题，与此同时包括海洋主权争端和核不扩散问题也需要各方尽力保持克制。

　　第二，在经济合作上突出金融、产能、互联互通和创新产业合作，加强贸易投资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各自贸协定的谈判。此次老挝峰会期间东盟通过了《东盟互联互通2025年总体规划》，旨在未来10年从可持续的基础建设、科技创新、物流运输、关税监督和旅游交流方面着力实现东盟互联互通的目标，而这也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相一致，包括中老铁路、中泰铁路以及雅万高铁等重大项目都将成为互联互通合作的旗帜。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区域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等共同推进，将助推包容性的亚太自贸区建设。

　　第三，在社会人文上，以教育和旅游等为优先方向，丰富和拓展人文交流的内涵，将其打造成东亚合作的新支柱。为此，中国政府建议实施“中国-东盟双十万学生流动计划升级版”，实现双方学生流动总规模到2025年达到30万人次的目标。2017年已经被确定为“中国-东盟旅游年”，中方将鼓励中国游客赴东盟国家旅游，而东亚国家相互之间以旅游和教育交流为代表的人文交流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此外，在包括清洁能源、环境保护、减灾扶贫等方面，各国的社会力量还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通过举办论坛和其他创新机制实现合作。

　　李克强总理在第11届东亚峰会的演讲中曾引用了一句老挝谚语，用它来概括当前东亚合作的当务之急最为恰当：“一根木桩围不成篱笆，一村人不协力建不好村寨。”只有东亚各国真正实现了团结，东亚合作才能峰回路转，如同今年东盟提出的峰会主题一般“将愿景变为现实。”

　　张旭东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研究生、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