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12日，由菲律宾前政府单方面发起的“南海仲裁案”做出所谓的“仲裁结果”，不仅声称中国的“九段线”不合法，而且声称包括太平岛在内的南沙群岛全部海上地物都不是岛屿—事实上，它将菲律宾所提出的15项诉求几乎照单全收，而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近乎全盘否定。中国方面坚持“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的既定方针，否认仲裁的法律效力。

2016年7月16日，来自英国各地的华人华侨在伦敦举行示威游行，严正抗议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仲裁庭的非法裁决

　　国际社会早前虽然已经预计到仲裁结果会存在偏见，但这一非法仲裁庭所谓的“最终裁决”偏见之深、政治色彩之强令人大跌眼镜，让所有了解事实真相的国家看清了这一所谓国际仲裁的本来面目，令国际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再一次大打折扣。“仲裁结果”出炉后，联合国官方微博第一时间发表声明澄清，常设仲裁法院与联合国没有任何关系;国际法院同时发表声明指出，国际法院作为完全不同的另一机构，自始至终没有参与所谓的南海仲裁。这些机构明确地与非法设立的仲裁庭划清了界线，而世界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一厢情愿地宣称这个结果“有法律约束力”。事实上，这一非法无效的国际仲裁已沦为美日等域外国家与中国进行战略博弈的工具，这也恰恰印证了中国拒绝这一非法仲裁的合理性。

　　中国拒绝仲裁是捍卫国际法的表现

　　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附件七和第287条，单方面向国际海洋法法庭提起强制仲裁程序。菲方的诉讼请求虽经过了刻意的包装，但其实质仍是领土和海域划界争议，这并不属于《公约》的管辖范畴，而中国依据《公约》第298条规定，早在2006年就提交了“在海域划界问题上不接受强制争端解决程序”的声明，菲律宾要求国际仲裁，在程序上并不合法，中国的拒绝不仅是《公约》所赋予的权利，也是在自觉履行维护《公约》精神的义务。反观国际仲裁庭，其在明知没有管辖权的情况下强行受理了菲律宾的请求，将“主权和领土争端”与“海洋权利争端”混合起来打包“仲裁”，这是一种危险的越权行为，伤害的不仅仅是仲裁庭的合法性，更直接影响到《公约》的权威性，其随意扩权的消极影响将在未来一段时间逐渐显现出来。

　　虽然《公约》没有相应的管辖权，但中菲之间的海洋划界问题和领土争议并非“无法可依”。两国从1995年到2011年间达成了多个共识文件，均明确了这些争议问题应通过友好协商谈判解决。中国与东盟十国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第四条中也明确规定了“有关领土争议和海洋管辖权争议由当事方直接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菲律宾提出的强制仲裁程序，不仅违背了两国间的外交承诺，也不符合《宣言》条款，中国的拒绝意在捍卫上述文件的精神。

　　《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原则宣言》等国际文件均把谈判作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首要方式。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与14个陆地邻国中的12个解决了边界问题，占中国陆地边界的90%;中国还和越南划定了两国在北部湾上的海上界线。这些都是通过双边谈判妥善解决的，这种方式不仅充分尊重双方意愿、务实高效，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睦邻友好、互谅互让的国家间关系。而根据历史经验，非当事国对他国主权之争的涉足往往会导致问题复杂化，不被当事国接受的国际调停不仅无助于热点问题的处理，反而会激化当事国之间的矛盾。中国坚持通过协商谈判解决争端，是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捍卫和坚守。

　　中国拒绝仲裁旨在维护地区和平发展大局

　　过去几十年来，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原则的指导下，南海局势保持了总体稳定。地区国家着眼于务实合作，中国与东盟国家建立起牢固的互信与友谊，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地区一体化进展顺利，东亚地区成为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的象征，成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一枝独秀”的世界经济引擎。不难发现，“淡化分歧、寻求合作、相互尊重、互谅互让、互利共赢”的精神一直是南海问题的“定海神针”，而“南海仲裁案”的提出从根本上背离了这种原则和精神，进一步加剧了南海紧张局势，其至少在三个层面上影响到了地区繁荣稳定，危害了地区安全：

　　其一，“仲裁案”将领土主权争议凸显出来，压缩了彼此的外交回旋余地，使双方陷入“互不妥协、相互对抗”的怪圈。对任何国家和政府而言，主权和领土问题都是“神圣、不容侵犯的、没有丝毫妥协退让的余地”。如果非要把南海仲裁比作一个“试金石”的话，其测试出的最大结果是：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捍卫领土主权的能力和决心。菲律宾所导演的这场仲裁闹剧使双方陷入了一个类似于“胆小鬼博弈”的外交僵局之中。这种僵局不仅破坏了两国政府间的基本信任、恶化了双边关系氛围，还激发了两国民众间的对立与对抗情绪，对两国关系造成了深远的消极影响。

三沙市在南海9个岛礁分别举行国庆升旗仪式

　　其二，“仲裁案”将地区安全问题凸显出来，影响了区域经济合作氛围，破坏了东盟内部团结，干扰了地区一体化进程。冷战结束后，东亚经济一体化快速推进，区域国家聚焦于发展和合作，一定程度上弥补和淡化了地区安全问题，然而，南海问题的快速升温打乱了这一进程。“南海仲裁案”使双边问题逐渐区域化、国际化，安全问题开始成为地区合作和区域一体化的重要障碍，东盟国家被迫“选边站队”，其内部团结正被这种安全困局撕裂。而一旦菲律宾创造的这个“恶例”得逞，被其他地区国家效仿，双边安全困境将“由点到面”传导到整个区域层面，危险显而易见。

　　其三，“仲裁案”成为美国“亚太再平衡”加以利用的战略工具，为域外大国进一步介入南海问题提供了便利。南海本不存在航行自由问题，域外国家美国却以此为借口强行介入和热炒南海问题，地区局势的紧张不仅使美国“回归亚太”异常顺利，也使美国的军火制造商“坐收渔利”。此次“仲裁案”的背后，美国作为“幕后推手”可谓不遗余力。根据美国政府的表态和战略界的反应来看，这一非法“仲裁的结果”不仅成为美国增强在南海军事存在的借口，还成为其炒作“中国威胁”、强化对华“战略围堵”的重要由头。“仲裁案”无疑增强了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疑虑，加剧了中美亚太博弈的烈度，亚太地区的安全风险也在不断增大。

　　中国拒绝仲裁旨在捍卫国际秩序

　　中国拒绝仲裁体现了对“主权原则”的捍卫和坚守。任何经历过殖民或半殖民的国家都深知国家主权的重要性，近代饱受苦难的中华民族对外来干涉和强权政治始终保持着警惕和戒心。二战结束后，国家主权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最核心原则被写入联合国宪章，成为国际法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一直以来，中国恪守着国家主权原则，不干涉他国内政，独立自主地开展外交活动，成为践行主权国家理念的典范。然而，在世界其他地区，对主权原则的漠视导致战后世界秩序的根基正在瓦解。在基辛格先生的新著《世界秩序》中，这位年逾九旬的战略家满怀担忧地写道：“构成当前世界秩序的基本原则(主权原则)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挑战，欧洲正超越主权概念，与它当初构建的国家体系渐行渐远，中东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抛弃这一原则，追求基于原教旨主义的全球革命，造成了社会的分裂和国家的解体，而美国则摇摆不定，在尊重国家主权与奉行干涉主义之间徘徊。”从这一视角来看，“中国崛起挑战当前的国际秩序”的说法站不住脚，对主权原则的坚守使崛起的中国成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的稳定力量。不同国家对“仲裁案”的不同态度主要是秩序观念差异使然。

加拿大外交部东亚局前局长侯秉东：“我希望南海和平，加拿大也希望南海和平。”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是战后国际秩序的一部分。中国人民最早发现和经营南海诸岛，中国政府最早并持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实施主权管辖。二战期间，日本曾非法窃取南海诸岛，二战后期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确立战后秩序的文件均明确要求将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战后，中国收复了西沙群岛和南海诸岛，中国的军政人员正是乘坐美国提供的军舰分赴西沙和南沙群岛举行接收仪式的。战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一直承认并实际上尊重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当前美方在南海问题上的相关立场实际上出现了倒退，这是对自己参与构建的战后国际秩序的否定，而中国对非法仲裁的拒绝及对国家主权权益的坚守正是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的具体体现。

　　董春岭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