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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投资,“走出去”和“走进去”

2015-04-10 14:00:00 来源:今日中国 作者:张洪

  2002年,中国对外投资金额只有27亿美元,而到2014年,这一数字飙升至1400亿美元,增长了50多倍,并首次超出外资引入的1200亿美元。“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队伍正在不断壮大,但如何“走好”,却是中国“两会”以及各方关注的话题。

 

2013年中海油151亿美元收购加拿大尼克森公司

 

  “一带一路”的机遇

 

  5-10年前,中国还在讨论如何吸引外资,如今,中国企业更多思考的是如何去海外投资,而且要干得“漂亮”。

  2014年,中国投资者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6128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亚太地区副主席李晶表示,2015年中国经济四大趋势之一,是在国内投资放缓的同时,中国企业更关注海外投资机会。

  “考虑国家政策支持,中韩、中澳等一系列自贸协定达成或签署,预计2015年对外投资力度加大、步伐加快,范围更广阔。行业不仅局限于矿产、能源,还包括金融、基础设施、农产品和技术,地域范围也由新兴市场扩展至美欧等发达经济体。”李晶说。

  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加快实施“走出去”有着详细部署:鼓励企业参与境外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推动铁路、电力、通信、工程机械以及汽车、飞机、电子等中国装备走向世界,促进冶金、建材等产业对外投资。

  联想集团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先行者。“两会”期间,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称,虽然“交了不少学费”,但是,联想2/3的业务如今在海外开展。2014年,电脑业增速放缓,以往通常要裁员,联想却在中国增加了3000名员工,国际业务年增长率在欧美市场达到40%-50%。他表示,“国际化和走出去是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对于“走出去”的重要性,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王新奎的体会是,“在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中,不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企业,未来必定被淘汰。”

  主动输出过剩产能,帮助急待完善又缺乏资金的新兴经济体,是中国一直以来的愿望,中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需要企业走出去,而世界经济的发展需要中国企业的投资。经济学人程凯称,“这是一个全球性财富转移和再创造的进程,中国‘走出去’只不过是率先迈出了这一步而已。”

  早在2000年,中国政府就明确提出开放战略,有意从“引进来”为主,调整到“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2001年起,以海尔、长虹、TCL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开始试水海外市场;2002年,“走出去”战略进入十六大报告;2003年,国资委成立,大型国企改制基本完成,中国的海外投资开始大规模启动。

  时至今日,中国正在推动的“一带一路”战略给“中国制造”带来了巨大市场,中国承诺设立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领域有关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习近平主席更是表示,未来10年中国对外投资将达到1.25万亿美元。

  2015年1月,中国再次力挺重大装备和优势产能“走出去”,除了高铁及核电等一批耳熟能详的“硬货”外,政府还给出了“支持企业在境内外发行股票或债券募集资金”政策,为重大装备和优势产能“走出去”提供合理的融资便利等一系列配套政策。除了中国装备,国家也希望钢铁、有色、建材、轻纺等行业搭载装备生产线,实现产品、技术和合规标准“走出去”。

  “这是一个大棋局,和10多年前入世一样的大棋局。”程凯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联想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杨元庆

 

  “抱团”抵抗风险

 

  2014年,中国诞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海外零售企业并购,三胞控股的南京新百将英国老牌百货houseoffraser纳入旗下,实现了不到一年,销售业绩和利润增长打破成立165年来的记录。

  并非所有的中国企业都像三胞控股一样幸运,对未知市场估计不足而交足学费的案例并不少见。墨西哥高铁项目无限期搁置,被认为是一堂“海外市场变数课”,政局的变化、未来的莫测使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充满了不确定因素。

  “我们可以在刚开始的时候交点学费,但是时间不能过长、数量不能太大。”国资委原副主任黄淑和说,他建议从国家层面加强研究如何更好地推动和帮助企业“走出去”。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张小济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积极一面的影响是一些增长缓慢、产能过剩的企业会主动去寻求海外市场,不利的因素是一些企业资金紧张,风险增大。

  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分布看,中国企业在亚洲和非洲的投资覆盖率最高。湖南华菱集团董事长曹慧泉表示,对外投资流向前10名的国家和地区中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占8位,其中对外投资净额的92%投向了亚洲、南美洲和非洲国家,可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大多集中于政治风险高发的地区。

  “面对风险,应该看扣除风险后的经济合理性程度。”北京大学教授、经济学家林毅夫建议,国际上有很多分担风险的机构,比如世行集团下的多边投资保险机构MIGA,中国可以去买相应的政治风险保险,除此之外还有商业性的风险保险可用于保障投资。

  对于投资环境和政策的不确定性,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表示,“一个企业的力量不够,可以抱团,把整个产业链带过去,一个企业做一类产品,以此提高企业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红云透露,“2014年,重庆市民企已有20多个集团抱团发展。”他认为,“民营企业抱团发展是大势所趋。”

  此外,北京市副市长程红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很多民营企业家反映,“走出去”的企业不能在一线孤军奋战,国家要有战略和导向。她在法国参访过一个800多公顷的中国企业园区,发现多个民营企业“打包”走出去效果很好。

  “如果能组成一个团队,既能提高‘走出去’水平,也能让不同企业获得利好。”中国保利集团公司董事长陈洪生说。

 

三胞集团董事长袁亚非(左)

 

  融资难亟待克服

 

  很多企业感慨,虽然中国是资金最丰富的国家,却也是获得资金成本最高的国家。

  谈及企业融资,张小济认为,这依旧是企业“走出去”必须面对的课题。

  “企业去海外投资,在当地很难贷款,本金和流动资金都要自己备足,对中小企业来说,包括大一点的国企,在国际上融资都不是一件易事。”他表示,海外融资难是调查当中反映最突出的问题。

  数据显示,有近30%的中国企业对目前对外直接投资的融资支持服务非常不满意,68.4%的受访企业希望政府提供融资支持。

  “国内还可以把自己的资产抵押贷款,但是,如果抵押贷款是投去海外,风控会升高。”张小济表示,“现在我们的信用保险、进出口行贷款等政策总量太小,不适应‘走出去’这个高速增长的新局面。但是,这一切又受制于中国的财政能力,因为国内也需要花钱。”

  对于融资方面的困难,银行也有自己的苦衷。中国的银行融资成本原本就高,且汇率波动频繁,开发银行在做国际业务的时候多是在赔钱。因此,银行业一直以来的呼声是需要国家“用好外储,用好政策,降低利率。”

  对此,中国政府多次松绑境外投资政策。回顾2014年,中国金融在利率市场化、直接融资、金融对外开放、人民币跨境使用、宏观调控方式创新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融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据中国银行称,截至2014年末,中国银行累计支持“走出去”项目融资金额较上年增长40%。

  新修订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已于2014年10月正式实施。新《办法》对境外投资确立了“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管理模式,并引入了负面清单的管理理念,把需要政府核准的投资国别地区和领域列入清单,对清单外的对外投资开办企业一律实行备案制。

  中国银行监事梅兴保认为,金融方面的改革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重大利好,“特别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正在加快,为企业‘走出去’打开了一个重要的政策闸门。”

 

中国企业入驻泰国中罗勇工业园

 

  与本地融合

 

  要建立长期竞争力,与投资地的社会、文化、政府机制的融合至关重要。对此,中国企业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2014年,中建集团在阿尔及利亚雇用当地分包队伍近300支,住房领域项目本地化采购率达85%。中铝集团在秘鲁的铜矿项目开工前先投资建设污水处理厂,解决了困扰矿区居民70年的水污染问题,还斥资2亿多美元为矿区建设了系列现代化城镇设施。

  文化融合是企业“走出去”的一大挑战,杨元庆认为,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特点,他建议“一定要借用本土人才、资源去发展。”他举例说,联想欧洲市场的发展以前增长较慢,自从请了前宏基的CEO兰奇之后,现在每个季度的增速都在30%以上。

  融入本地是企业生存的基础。三胞集团董事长袁亚非称,自己的企业在英国有16000名员工,在美国有4000名员工,管理层基本没有中国人。“我们并不希望派中国人去管外国人。”

  杨元庆建议,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亟需明确发展路径,需要增强“全球品牌运营、知识产权储备、业务模式全球竞争力”等多方面综合能力。他希望中国企业注重当地社会公益发展,打造良好的国际企业形象,而不仅仅是在世界舞台上展示产品。

  南京大学教授刘志彪也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去’,不是要拿当地的资源,而是引进当地先进的技术和人才,为中国发展创新型经济打下基础。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企业也将用智慧服务于当地,实现共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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