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作家余秋雨曾说：“香港只要有了饶宗颐，香港就不能被称之为文化沙漠。”这句话不管怎么理解，饶公已成为香港文化的象征则是不争的事实。

　　这位国际瞩目的汉学泰斗近来再三强调并充满信心地预期：未来的时代应该是重新整理古籍的时代，21世纪将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

　　为此，饶公倡导以财养智，呼吁香港商人学习当年的威尼斯商人，热情关心祖国的文化事业，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贡献出一份力量。

　　上个世纪50年代，一批内地学者纷纷南下香港，多年来，他们不仅在香港著书立说，教学育人，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学人，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也逐步地将香港看作是自己的居住地，从而与香港结下了深厚的情意结。在这众多学者中间，饶宗颐教授就是极具代表性的例子。

　　结缘香港

　　饶宗颐，初名福森，字伯濂，又字伯子、固庵，号选堂。1917年8月9日(农历丁巳年6月22日)生于广东省潮安县(今潮州市)一个声名显赫的家庭。1935年年仅18岁的饶公受聘于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任纂修，加入了顾颉刚先生创办的禹贡学会，成为学会最年轻的成员。1937年，饶公以通志馆纂修的资格，被中山大学聘为研究员。当时中山大学已迁往云南澄江，接到聘书后，饶公即应聘启程，取道香港，再转赴云南。没想到途中竟染上恶性疟疾而无法赴任，因而滞留香港，从而与香港结下因缘。

　　此次初临香港，在饶公的学术史上是一个极大的转变。其间经朋友介绍，他认识了几位学术界重要的人物，这就是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王云五和曾任交通部总长兼交通大学校长的叶恭绰。在此之前，应该说饶公只还是一个热心乡邦文献、有相当功底的青年才子，但他的眼界尚不开阔，思绪亦有所局限，然而时代的机缘使他在香港得到这两位学界先驱的指点，他的视野一下子放宽了。

　　1941年12月，日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香港很快即遭沦陷，饶公亦随大批逃难的人群离开香港回到故乡。1943年秋，饶公应聘前往广西桂林，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这就说明他的学问与功力此时已经得到学术界的承认。1949年，饶公作为《潮州志》主要负责人为该书是否继续编纂一事再次来到香港，听取主要赞助人方继仁先生的意见。由于国内局势等原因，方继仁先生不仅竭力劝说饶公留在香港，而且还在经济上予以适当的资助。饶公后来不止一次地提及此事，说方先生是改变他生命的一个十分关键的人物。

　　1952年，饶公被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林仰山教授聘请为港大专任讲师，对于饶公来说，这是他学术生涯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转变，也是饶公学术成就收获丰盛的时期。他不仅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论著，同时还不断出访欧美、日本及印度等地，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任访问学者，结识了众多当时国际著名的学者，眼界大开，视野更宽，日后他之所以被尊称为国际汉学家就是由此而奠定的基础。回忆这段往事饶公曾感慨地说，“是香港造就了我，使我得以接通世界学术界的窗口。”

　　1968年，饶公接受新加坡大学的聘请，出任该校中文系系主任。当时新加坡刚刚脱离马来亚独立，饶公担任的又是中文系的首名讲座教授，可见当时饶公在国际汉学界学术地位之重要。1973年饶公又返回香港，来到成立刚刚十年的香港中文大学，担任中文系讲座教授，并一度兼任系主任，带领全系师生致力于中国文化研究，建树良多。

　　1978年，年逾花甲的饶公自香港中文大学荣休，非但没有退出学术阵地，反而退而不休，更加勤奋地从事学术研究。据笔者极不完全的统计，饶公自1934年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至1978年退休的45年时间内，先后发表各类学术论文约180篇，著作31部；而1979年至今，饶公发表的各类论文已超过400篇，出版的专著超过50部；上个世纪末，饶公的一些朋友与弟子组织了一个编委会，整理了饶公已经发表的大部分论著和诗词，并冠名为《二十世纪饶宗颐学术文集》，共分为14卷20册，逾千万言;其后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又编辑出版一套共12册的《饶宗颐教授艺术创作汇集》，实为香港、中国乃至全世界汉学界的一大盛事，这也印证了日本著名学者池田温所说饶公是“当今世界上导夫先路的伟大学者”、不愧为“20世纪后半期汉学界最高权威之一”之言。

　　鉴于饶公在学术上的重大贡献，几乎所有香港的公立和私立大学，包括香港大学、香港岭南大学、香港公开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和香港树仁大学都先后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更向他颁授了特区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大量的事实说明，饶公早已成为香港文化的象征，并且与香港的繁荣昌盛和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国际视野

　　大陆作家余秋雨曾说：“香港只要有了饶宗颐，香港就不能被称之为文化沙漠。”这句话不管怎么理解，饶公已成为香港文化的象征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饶公与香港的学术渊源在哪里呢？或者换句话说，香港是如何造就了饶公这样的国学大师呢？

　　著名历史学者余英时教授在谈到香港与中国学术研究的联系这一问题时曾明确指出香港所具有的三个特殊功能：第一，香港为中西文化的沟通提供了最理想的地点；第二，香港虽然是殖民地，但它的法律制度却是相当健全的，学术自由因此而得到确实的保障;第三，香港虽然在日常生活中颇为“西化”，但它却懂得尊重古老的中国文化及其传统。余英时教授的这一分析言简意赅，深深地道出了香港在继承中国文化传统方面所发挥的特殊作用。

　　在香港，除了方继仁先生在饶公一生中具有关键地位，还有一位学者对日后饶公的学术生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就是当时香港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林仰山教授。林教授不仅是位出色的学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更是一位推动中国文化前进的组织者。为了中国文化的发扬光大，他聘请了多名留港的学者担任中文系的教职，饶公就是其中之一。在香港大学16年时间里，饶公享尽学术研究的天时地利之便，还经常得到校方的支持与资助，有机会前往世界各国，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担任访问学者，或是参观博物馆，游览各地名胜。

　　通过这些国际学术活动，饶公不仅大开眼界，看到了各国收藏的大批甲骨和敦煌文献，结识了许多国际上著名的学者，同时他的学问和研究成果也为国际同人所知，并得到充分的认可，这在他的学术道路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在这一时期中，他先后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各类著作17部，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他在林仰山教授的支持下得到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的一笔资助，他集多年的心血和资料所撰成的《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两大册1959年由香港大学出版，奠定了饶公在甲骨文研究中的领军地位。

　　弘扬国学

　　饶公研究的学术领域十分广泛，但主要的范围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1979年9月，饶公首先应中山大学之邀，前往广州参加全国第二次古文字学会议。第二年9月，饶公又应邀赴成都参加全国古文字研讨会，接着又往武昌参加全国语言学会议，在会议中饶公结识了许多国内优秀的学者，而他在会议中宣读的论文更引起国内同行的赞誉。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各地考古文物不断被发现，饶公此行先后参观了33个博物馆，广征博引，厚积薄发，大量的论著不断发表，因而这一时期也成为饶公学术史上最丰硕的收获季节。

　　在这之后，饶公更是经常到国内参观游览，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饶公的学问及成果亦越来越为国内学人所了解，自1982年起，他就被聘请为历届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顾问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顾问。2000年7月，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向他颁发“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以表彰他在敦煌学研究领域上的卓越贡献。

　　饶公在国内受到学术界的推崇，他也同样致力于推动国内的学术研究。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中西文化融汇贯通，同时又是通往国际的窗口，因此饶公特别注意发挥香港这一特殊的作用。他还利用个人的魅力及其影响，亲自筹款策划，在香港召开各类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担任大会的主席，如敦煌学(1987、2000)、古文字学(1983、1993、1998、2003)、潮学(1994、2001)等，广泛邀请海内外学者与会，这对于刚刚打开国门的内地学者来说影响极大，使他们得以了解学术界的最新动态。

　　饶公利用香港的优势、推动国内学术研究最著名的事例就是他在中文大学主持古文字学的研究计划和设立敦煌学研究中心。饶公是当代世界上最著名的敦煌吐鲁番学专家，撰有关于敦煌吐鲁番研究的专著10余部，论文更多达100篇。饶公发挥他的影响，得到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等单位和个人的赞助，于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设立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并将他自己多年来珍藏的所有关于敦煌学的藏书都捐献出来。90年代初，计划开始实施，饶公以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为基地，每年定期邀请国内的优秀学者来香港进行3至6个月的访问，充分发挥各位学者的研究特长，分工编撰。10多年来，这批学者轮流更换，如今他们都成为世界上著名的敦煌学或古文字学专家。

　　以财养智

　　饶宗颐教授在香港所取得的主要学术成就除了得自于他的天资与努力之外，香港的商人对饶公的关心与爱护也是饶公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香港的居民绝大部分都来自中国，他们的根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生存优势，而他们当中更不乏热爱中国文化和传统思想的香港商人。

　　前面我们曾经提起过，一位叫方继仁的儒商十分欣赏饶公的学问，不仅多次出资赞助他编撰地方志，并且在关键时刻劝他留在香港。以后他们之间惺惺相惜。方先生还尊饶公为师，并仍然在经济上资助饶公的研究，为他斥巨资在英国购买一整套敦煌文献的缩微胶卷，使他成为除日本人外唯一拥有这套宝贵资料的亚洲人。日后饶公便是依据这些资料发表了大量论文著作，奠定了他在敦煌学和文心雕龙研究领域中的崇高地位。在香港商界，对饶公学术研究最为支持的当属他的桑梓和故交，香港的潮州商会和潮州会馆无人不以饶公为荣，对他的学术活动更是鼎力相助，饶公不是商人，但却被商会会员一致推选担任潮州商会的名誉会长。

　　饶公不仅穷一生之力，孜孜不倦地做学问，他更加关心和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并多次利用个人的风采与魅力，争取社会的支持和赞助。他脑海中经常考虑的是如何以财力去开发智力，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他看来，“因为财力与智力的结合，将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为此他呼吁：“我们海外潮人创业有成，财力雄厚，如果能重视智力的开发，以财力去培养智力，那么对乡邦民族将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饶公在不久前的一次演讲中说，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对古典文献的发现与重新认识，从而在对古代文明的研究中为人类的知识带来极大的启迪。古往今来，任何文明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和新发现的数据分不开的。王国维先生说：“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之赐。”陈寅恪先生更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面对中国最近这些年大量出土问世的文物和典籍，饶公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再三强调，未来的时代应该是重新整理古籍的时代，并充满信心地预期，21世纪将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

　　进而他又指出，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人文主义的产儿，它的产生与传播，是和欧洲人民、特别是当时正在兴起的商人的关心与支持分不开的。为此他大声呼吁，香港的商人应该像当年的威尼斯商人一样，热情关心祖国的文化事业，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