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的翻译人生

文图／本刊记者　李国文

《离骚》、《资治通鉴》、《红楼梦》、《鲁迅选集》……这些著作的英译本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而率先将它们介绍给世界的中国人便是杨宪益。

杨宪益，翻译界的大师，熟悉这个中国人名字的外国人远多于中国人。一个让金发碧眼的痴男怨女们读懂中国爱情故事的人。

北京什刹海的银锭桥上游人如织，人声鼎沸。几百米开外，杨宪益独院的老式木门一关，就隔开了万丈红尘、市井喧嚣。

执着于文学翻译

不得“对我来说，翻译就是一种职业。我要翻译我更喜欢的东西”，杨宪益说。

杨宪益上世纪30年代在牛津留学时就认识了钱钟书。解放初期，钱钟书被调来北京主持《毛泽东选集》的英文翻译工作。杨宪益当时还在南京，大约在1950年或1951年，南京统战部通知他，说北京的钱钟书也推荐了他去，共同翻译《毛泽东选集》的工作。杨宪益当时认为自己翻译政治性文章很外行，担心做不好。所以他婉言拒绝了，说自己更喜欢翻译文学作品。

不久之后的1952年底,杨宪益被调到北京参加刚成立的外文出版社工作。

杨宪益来到了外文出版社，是因为社长刘尊棋准备有系统地向外国介绍中国文学，从《诗经》开始拉了一个单子，一共有100多种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这正是杨宪益兴趣、爱好所在。在杨宪益主持的《中国文学》翻译了很大一部分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有的出了单行本。《中国文学》杂志对全世界发行，那时每一期发1万多份。主要在巴基斯坦、印度和美国、英国。

不过《中国文学》的翻译计划并没有完成，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翻译工作几乎停滞不前。"很可惜呀,"杨宪益吐着一口烟，缓缓地说：“如果有机会多翻译一点鲁迅我还是很高兴的，《坟》就没有翻。”

“文革”结束以后，西方社会对中国形势非常关注，杨宪益建议出版英文版的中国文学丛书----“熊猫丛书”，专门介绍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学作品。该丛书出版了近百本，既有《聊斋志异》《老残游记》等古典文学作品，也有《边城》、《芙蓉镇》等“五四”后到20世纪70、80年代的作品。这些薄薄的小册子，价格便宜、容易翻阅，在当时的西方社会非常畅销。

曾经有段时间，组织上想起杨老会希腊和拉丁文，把他调去译荷马史诗，后来为了翻译《红楼梦》，出版社又将他拉回来。《红楼梦》至今也只有两个全译本，一个是英国人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一个是杨宪益的。

夫妻合作　翻译人生

在翻译界，做中文外译工作的人很少，像杨宪益、戴乃迭这样夫妻合作的，更是绝无仅有。他们不仅翻译了《红楼梦》，还将《鲁迅文集》、《史记选》等上百部中国文学作品译成了英文。作为主要译者和多年主编，杨宪益、戴乃迭共同支撑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数十年，自1951年创刊以来，这份刊物一度是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的惟一窗口。

杨老是在牛津认识了他的爱人Gladys Margaret Tayler，中文名字戴乃迭，她的父亲是一名英国传教士,出于北京的戴乃迭，6岁才回英国，是牛津大学历史上第一个学中文专业的。

“那时我们常一起玩，一起划船，牛津和剑桥每年都要举行划船比赛，她还参加过。”杨老陷入了无尽的回忆中，“她是个很单纯的人，说话很直率，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也很爱国。”后来他们夫妻经常开玩笑说，戴乃迭喜欢的不是杨宪益，是中国传统文化。戴乃迭汉语讲的不是很好，她经常把“这”怪罪于杨老英语讲得太好了，两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讲英语。

老先生坐在沙发里，他缓慢而认真地回忆，声音、目光和神情都很柔软,像一壶陈年花雕,醇厚而温婉。

杨宪益夫妇40年代回国初期，不断地在中国西南的各个城市之间奔波，生活非常辛苦，戴乃迭的工作也一直不顺心。直到1943年，一位朋友推荐他们去了梁实秋领导的国立编译馆，当时的国立编译馆只有从事将西方经典翻译成中文的工作，还没有人进行中文外译的工作。事实上，自19世纪末以来，与外文中译的繁盛景观形成鲜明对比，中文外译一直就显得势单力薄，直到20世纪四十年代，西方人对中国史学经典还几乎一无所知。梁实秋希望杨宪益夫妇能去领导一个部门，专门从事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英文的工作。

这样，杨宪益成了将中国传统文化系统向世界推介的第一人。在当时的国立编译馆，杨老选择了从难度较大的《资治通鉴》开始。很多外国人根本都还没看到过《资治通鉴》。那时总共译了近40卷，从战国到西汉那一段。

杨老考虑去国立编译馆，重要有原因就是，虽然戴乃迭也懂中文，但教书到底吃力，一起作翻译对她比较好一点，比较轻松。 数十年来，所有的翻译都是杨老跟爱人合作。“我拿着书直接口译，她打字，打得飞快，然后再修改。”在大跃进时期，什么都要快，他们的翻译也不例外。最快的时候，翻译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要求越快越好，结果我们一个礼拜就译完了，像这种情况完全得益于杨老直接口头翻译，戴乃迭打字后再修改。杨老说花的比较长去翻译的是《宋明平话小说》，还有就是《史记》。

译事和逸事

刚解放那一阵，毛泽东曾邀请文化界人一起坐坐。一次在怀仁堂，有几十个人，周恩来很客气地向毛泽东介绍说杨宪益是翻译《离骚》的，翻译得很好。毛主席一边跟他握手一边问，《离骚》也能翻译吗？杨老当时很简单，就回答说：“主席，什么都能翻译。” 1968年，杨宪益夫妇被怀疑是英国特务，进了监狱。被抓进去的当天晚上,杨宪益在家里喝了半瓶曲酒，所以一进半步桥监狱,他就要别人挪个地出来睡觉，旁边的犯人闻到他身上有酒味，说好香啊，问杨宪益是不是喝醉酒闹事被抓的，他说不是，然后就睡了。老朋友黄苗子后来写了首《咏酒呈宪益》的打油诗，有两句是：十年浩劫风流甚，半步桥边卧醉囚。

出狱后，杨宪益夫妇就又一心扑在中国文学的翻译上，一天十几小时。实在太累了，戴乃迭就把笔搁一搁，往外走，跳一会儿绳，杨老自己就会拿个烟在那儿抽，看着戴乃迭在那儿跳。

杨老与钱钟书之交淡如水。有一次《中国文学》英文版突然要杨老翻译司空图的《诗品》。译完之后，决定送去请钱钟书审定一下。钱钟书看了送来的译稿，提了点意见，两人也没有见上一面。1989年杨老曾写过两句打油诗，是“有烟有酒吾愿足，无官无党一身轻”。钱钟书不知道在哪里看到了或听人说起，忽然给杨宪益写了一封信，说很欣赏他的句子，但觉得“吾愿足”和“一身轻”对得不够工稳，建议改为“万事足”和“一身轻”，问杨老如何。

杨老轻轻地吸上一小口烟，缓缓地吐出一圈烟雾，像是在述说着别人的点滴，……

杨宪益，1914年生于天津，祖籍安徽泗县。1936年进入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研习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英国文学，获希腊拉丁文及英国文学荣誉学士、硕士学位。1940年毕业回国后历任重庆、贵阳、成都等地大学教师，1943年起供职于重庆北碚国立编译馆，开始翻译生涯。1952年调北京外文出版社，后任《中国文学》主编，并兼中国作协理事、名誉顾问和中国文联委员等多项社会职务。主要译著：包括《史记》、《资治通鉴》、《楚辞》、《长生殿》、《牡丹亭》、《宋元话本选》、《唐宋诗歌散文选》、《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十五贯》、《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老残游记》、《鲁迅全集》等百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