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器官移植立法
文/冯建华
推进脑死亡立法、规范供体市场、拓宽供体渠道，是中国规范器官移植行业面临的三道难题。
“要花多少钱？”
“你给20多万吧”
“太贵了吧？不能便宜点儿？”
“价钱好说，有空见面聊聊。”
"为啥要卖这个啊？”
“等钱呗！”
……
这是一位记者在作隐性采访时与一位自称“捐肾者”之间的对话。它并非电影里的对白，而是发生在中国的真实一幕。而且，这种交易在中国一些地方早已不是一种秘密。
提及中国器官移植市场，业内曾有一个流传甚广的形象比喻：急剧膨胀的中国器官移植市场，就像一条新建的高速公路，很多车突然涌了上来，可是却长时间没有红绿灯，也没有车道。
3月16日，国家卫生部发布《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下简称《暂行规定》）。在这部行政规章中，中国首次明确规定“人体器官不得买卖”，同时规定医疗机构临床用于移植的器官必须经捐赠者书面同意，捐赠者有权在器官移植前拒绝捐赠器官。
这项自2006年7月1日起实施的行政规章，填补了中国器官移植行业的立法空白，也使得该行业首次有了指明发展方向的“红绿灯”。
“这项规章出台不能说非常及时，但也到了不得不发布的时候了。如果再不发布，问题将变得不可收拾。”北京市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陈大志博士对记者说。
“遍地开花”结下的苦果
器官移植曾是人类长久的梦想，被誉为“21世纪医学之巅”。这项技术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已有临床尝试，进入90年代后期，中国器官移植行业发展迅速，目前已开展了国际上所有的临床和实验性器官移植类型。
中国卫生部的数据显示，上世纪90年代，大陆器官移植手术以每年超过1000例的速度增加。如今，中国全年器官移植手术已近万例，在临床数量上的排名，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市场”。
可是，在很长时间里，中国医院从事器官移植可以不需要卫生行政部门审批，也不需要在专业协会备案，以至于很多不具备条件的医院，也竞相开展器官移植手术业务，这种现状被业界称为“遍地开花”。
“中国器官移植行业一度非常混乱。现在中国虽然开始规范这个行业，但期间确实走了很多弯路。” 陈大志神情严肃地说。
据不完全统计，从全国范围来看，中国可以开展肾移植的医院达到368家，肝移植的有200多家。而在医学技术最发达的美国，能够做肝移植手术的只有约100家医院，有资格从事肾移植的不过200家。
据陈大志了解，目前北京至少有30多家医院开展过肝移植手术，但实际上，有五、六家医院就足够了。如果按照卫生部此次规定的市场准入条件（硬条件是三级甲等医院），北京市目前从事肝移植手术的医院
“至少有一大半不合格。”
那么，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医院热衷于器官移植？陈大志分析认为，一些中小医院开设器官移植业务，主要是为了显示综合实力，直接经济利益考虑的相对较少。而一些大医院争相开展器官移植手术，则两个目的都有，除了显示综合实力，更主要的是为了增加创收。
“由于技术条件不过硬，一些医院做了器官移植手术，到后来也只能强行摘除器官，这多不应该啊！” 陈大志痛心地说，更重要的是，一旦得不到很好的术后管理，患者很容易出现并发症甚至死亡。事实上，由此产生的医疗纠纷和事故已在中国出现不少。
此外，在混乱市场的催生下，“器官黑市”在中国一些地方出现，这导致医院取得器官供体的费用迅速提高，进而导致器官移植手术费用也“水涨船高”，其最终损害的还是患者的利益。
“因这样提高手术费用，我们也是深恶痛绝，我认为这个责任在社会，而不在医生，因为这是我们控制不了的。”陈大志说。
而且，由于供体市场非常紧缺，又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制约，这也导致有人利用各种关系“插队”来获取供体器官，而那些急需移植的患者却只好等待，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教授、知名伦理学家王延光认为，在器官供体非常紧缺的情况下，按什么标准来确定哪些人应该最先接受器官移植，是一个至今仍存在很大争议的伦理学难题，例如，有的专家认为应该按年龄大小，有的认为按排队先后，有的认为按病情轻重，有的认为按社会贡献大小，等等。
“我认为这（“插队”获取供体器官--编者注）关系到一个社会的道德风尚，是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 作为国家卫生部医学伦理学专家委员会委员，王延光通过本刊呼吁。
立法只是个“最基本的措施”
其实，中国一些专家很早就在为器官移植立法奔走呼吁。
“全国立法已到了非做不可的时候。” 作为一位知名器官移植专家，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直言不讳地表示。正是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全国行政立法工作加快了步伐。经几易其稿，反复斟酌，《暂行规定》才得以最终出台。
这部行政法规给王延光教授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每个开展器官移植的医疗机构，从此必须成立一个特殊机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器官移植前，医疗结构必须将人体器官移植病例提交该委员会进行充分讨论，并说明人体器官来源合法性及配型情况，经同意后方可为患者实施人体器官移植。
“设立一个专门的伦理委员会，是以前绝大多数医院所没有过的，这说明中国政府把器官移植纳入了伦理规范之内，这是一种认识提高的表现。”王延光教授说。
可是，陈大志教授却认为，这部行政法规初步明确了监管机构和市场准入标准，这一点固然非常重要，但也只是规范器官移植行业一个“最基本的措施”。
“该行政法规能不能起到真正的规范作用，还需要拭目以待。就我个人而言，我内心存有一定的疑虑。”陈大志表示。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器官移植问题专家陈忠华也认为，这一行政规定虽然填补了中国器官移植行业立法的空缺，但是离法制化还有很大的距离。
中国还应该做什么
行政立法只是中国政府为规范器官移植行业而迈出的首要一步，前面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逐步加以细化解决。
“脑死亡立法不通过，中国再大力提倡自愿捐献器官，也没实际意义。”陈大志对记者说。
中国目前还是普遍执行传统的死亡判断标准，即心跳、呼吸停止。可是，从临床表现来看，从脑死亡到心脏停止跳动，还需要一段时间。而如果等到心脏停止跳动再摘取器官，大多已失去移植的价值。
在《暂行规定》还在征求意见的2005年，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透露，对于以往争议颇多的死亡判断标准，该条例将采取心跳停止和脑死亡两种死亡标准并存、选择自主的方针。此后一段时间里，有关中国即将出台脑死亡法的报道不断见诸于媒体。
可是，在此次颁布的行政法规中，并没有提到死亡判断标准，更没有提到“脑死亡”的字样。“《脑死亡判定标准》肯定要出台，但最近不可能出台。”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孙东东最近对媒体明确表示，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卫生部脑死亡立法起草小组成员之一。至于原因，他认为“最大的困难来自人们的传统观念。”
陈大志也认为，中国人接受脑死亡，“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他的判断依据是，日本、韩国等一些亚洲国家通过脑死亡法已有好些年头了，但实际上自愿捐献器官的还是寥寥无几。
“供体市场是器官移植行业的源头，只有规范了源头，后面的问题才好解决。” 陈大志强调说。可是，在目前出台的行政法规中，对这一点却没有提到，例如支援者捐赠器官的程序、医院获取捐献器官的程序，以及有关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等等。
对于此次颁布的行政法规为何没有涉及到供体市场？王延光教授有着不同的看法。她认为，规范供体市场不是靠卫生部颁布一个部门行政法规所能解决的，它需要卫生部与司法部等多个政府部门联手合作，例如，如何打击贩卖人体器官的犯罪行为，需要公安部门的介入；如何打击人体器官的国际走私行为，需要海关总署的介入等。
如何开拓供体来源渠道，是中国器官移植行业必须面临的另外一道难题。 “在供体来源这个问题上，当然渠道越多越好，但我们只有一条途径，而且这一途径受政府的左右。”陈大志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除深圳外，包括全国红十字会在内的中国所有红十字机构，目前均没有设立接受器官捐献的机构，而深圳市开展的此项工作，也只是局限于身后捐献。当记者就这种情况致电全国红十字会有关机构询问其中原因时，对方工作人员给出的答复是“事情比较敏感，又没有法律可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