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体验云南

林良旗

1970年大学毕业后我从大都市上海来到云南，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留下了8年的青春岁月。1978年我转去北京工作，从此离开了云南。

今年3月，我获得去云南农村采访的机会，而且第一站就是当年我开始工作的地方--思茅。当年我离开云南时，全国还未改革开放，如今28年过去，云南变化如何？但一想起纵贯云南省全境的横断山脉和贫穷落后的历史，就不禁记起古人形容云南闭塞的那句名言：“天高皇帝远”。在全国改革开放大潮冲击下，省城昆明市有较大变化是在常理之中，但别的地方，尤其是那些被大山阻隔的农村能有多大变化？然而，此次采访6天，驱车1500公里，沿途所见所闻，变化之大，大大出乎我的预料，目睹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弊端，又难免思绪万千，真所谓“喜忧交集”。

高速和低速

一踏进省会昆明，第一个让我吃惊的就是关于行程的消息。前来接机并安排我采访的戴先生递给我一份日程表：3月21日上午8：30坐汽车从昆明出发，下午2：30左右到达思茅市。我对此的第一反应是戴先生写错了，要么是把坐飞机错写成坐汽车，要么是把坐车所需的时间算错了。于是我不假思索地对戴先生说：“表上写错了吧？！”戴认真地看了看日程表，疑惑地对我说：“没错啊，你说哪儿错了？”我很自信地回答：“我记得很清楚，昆明到思茅坐汽车需要3天时间！”戴愣住了，但很快又反应过来，笑着说：“噢，那是过去，现在通高速公路了，只需要6小时！”我似乎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戴显然并不是在和我开玩笑。“真的，6小时！”他重复了一遍。因为在我的记忆中从昆明到思茅需要翻越崇山峻岭，近600公里的行程全是在没完没了的盘山道上艰难地前进，1970年我从昆明出发坐长途汽车去思茅的工作单位报到，花去整整3个白天。直到我1978年离开云南，汽车都是按这个规律开的！

第二天一早，我们离开昆明沿着高速公路向南疾驰，6车道沥青路面，宽阔平展，司机把车速开到每小时120公里，车在山间行驶，翻越山岭不再走盘山路，而是穿越一个接一个人工打通的隧道，坐在车里的感觉如履平地。2小时后，车停下休息，路牌标明到了“扬武镇”。我一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36年前汽车从昆明到扬武需要走一整天时间，然后住下过夜，第二天一早继续南行，而现在居然只用了2小时！那时全程是砂石路面，一路颠簸摇晃，车过扬起滚滚尘土，弄得乘客灰头土脸、浑身上下没一处洁净，而今天我们却几乎一尘不染。如此巨大的变化确实让我深感意外。

陪同我的云南同行告诉我：云南是山的王国，长期以来，交通一直是阻碍全省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瓶颈。云南人吃够了交通滞后的苦，通路，一直是云南人最热切的企盼，但是云南省偏于中国西南一隅，发展起点低、速度慢，资金严重短缺，省政府决定按照“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借蛋孵鸡”思路，并争取到中央政府的支持，加快公路建设。自1998年至2003年5年时间里，全省公路建设总量，是1950年到1995年45年间的2倍多，到2005年底，通车里程达16.76万公里，居全国之首，其中二级以上高等级公路达4994公里，纳入国家统计的农村公路通车里程达14.24万公里，高原天堑变成了坦途，公路设施一举从全国末流水平跃居西南地区之首。同时，地方各级也自筹资金因地制宜修建公路。公路建设的发展，加快了全省城镇化的进程和边疆农村的社会进步，促进了人流、物流、信息流的畅通。

蒙自县山区有个西北勒乡，过去农产品流通靠人背骡驮，极为不便，村民种的水果不能及时运出去，有三分之二烂在山里，土豆在驮运途中因颠簸而磨脱了皮，无法销售出去，村民艰难度日，只能勉强维持温饱。2004年他们修通了公路，带动了经济发展，村民收入在一年内增长了8倍。一条条公路形成了一条条经济带，带动了沿线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山民走出大山，脱离贫困。

戴先生还告诉我，“当前正在建设的中国--东盟经济自由贸易区，给云南带来的机遇，不亚于20多年前刚刚推行改革开放的深圳，东盟10国中，有7个国家可以由云南从陆上直接通达。公路设施的建设通行情况，将直接影响到云南在整个自由贸易区中的地位和作用，加快昆明-曼谷国际大通道建设，尽早培育和锁定云南在自由贸易区中的枢纽位置，实现云南从末端到前沿进而到中枢的历史性转变，迫在眉睫。我们现在走着的这条高速公路，就是昆明--曼谷大通道的组成部分。”

听到这些，因为我知道在云南修路，需要劈山凿洞垫沟架桥，其艰难程度不是常人能够想象得出来的，其成果也就更加令人鼓舞。

但是，第二天去普洱县采访千年古茶园的途中所见，却让我刚获得的欣喜度打了折扣。出发前，我们的坐驾全部换成了越野车，我马上预感到前路决非坦途。果不其然，一离开普洱城，车队就驶入颠簸不平的砂石公路，道上顿时扬起滚滚尘土，后车不见前车，道路狭窄，有的路面年久失修，有随时塌方的隐患，司机不得不减低速度，30公里路竟走了一个半小时！显然，通往农村的公路建设还存在不小的问题。晚上我上网查询，有关资料回答我的疑问：与公路通车里程居全国第一不相符的是，云南省省高等级公路所占比率居全国倒数第一，公路等级不高、通行能力不强。特别是农村，现在尚有未铺水泥或沥青路面的道路10万多公里，等外公路5万多公里。看来在继续加快主干道高速公路建设的同时，从农村建设、农民改善生活的切身利益出发，加快农村公路建设进度，有侧重地解决农村公路建设中材料、设备、人员素质、管理、观念、体制、投资等不同层面存在的问题，已是不可忽视的当务之急。

思茅城今昔

当日下午我们按时到达思茅市。当我站在市区入口处时，仿佛置身于一个陌生然而是崭新的城市之中，我不知该往哪里走，我完全找不到36年前边城思茅的影子。

记得那时的思茅只有一条街，街上稀稀拉拉几十幢半新不旧的房子，多数是平房，少量楼房也只有二、三层高，而房子后面不远就是农舍和农田。农民进城来，随手就把牛马骡驴栓在街边的树上，自己席地而坐，悠闲地抽起竹筒水烟，行人走在街上时而还能听到驴马的嘶叫声。城里人很少，以至于所有的人几乎都互相认识。商店里货物品种十分单一，物资大多来自上海市的支援，食品短缺，一到雨季蔬菜就断档，食堂里只能供应海带、笋干、粉丝一类干菜，吃鱼、肉是很奢侈的念头。人们的健康状况也令人担忧。我记得我的一位上司就经常打摆子（疟疾），而当时的医疗条件似乎对这病还有点奈何不得。难怪我们到思茅前在昆明逗留时，一位旅馆服务员老大妈听说我们来自上海大都市的大学毕业生要去思茅工作，连连摇头，还顺口说出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话来：“思茅啊，那是瘴疠之地！蛇狼虎豹到处出没！没听人说吗，要到思茅坝，先把老婆嫁！”虽然我们后来看到的思茅不至于象她形容的那么可怕，但思茅十分贫穷落后却是事实。 而现在的思茅却让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视觉：宽阔的道路纵横交错，路上行驶着漂亮的轿车，一排排高楼大厦和居民住宅在阳光照耀下闪烁着光彩，造型新颖的城市雕塑在绿树丛中若隐若现，林荫道两旁的商店里陈列的货品琳琅满目，人们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都市能够见到的，这里也都能够买到…… 我们驱车上到思茅城边的山顶公园，居高临下，放眼望出去，思茅城已经具有一个现代化中等城市的规模和气派了。眺望远处，依稀可以看见一条灰白色的带子，那是机场跑道，那时机场所处的位置几乎就在城中，而现在的城区却已经离机场很远很远了。思茅的朋友告诉我，机场的位置是没有变的，跑道却是新修的，以前只能降落装有10余个座位的小型双翼螺旋浆式的安二飞机，而现在却能降落波音、空中客车等大型民航客机。

鸟瞰四周，色彩斑斓的思茅城被青葱的茶园和森林环绕着，空气格外地清新。“思茅是北回归线上最大、也是唯一一块绿洲了，所以我们格外地呵护她，整个思茅地区的植被得到很好的保护，森林覆盖面积达到62.9%。”思茅的朋友不无自豪地向我介绍。接着他又告诉我，思茅是闻名中外的“普洱茶”的发源地和主产地，是“茶马古道”的源头，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深山中还保养着总面积达14000多公顷的树龄在千年以上的古茶树群落，现在的思茅以茶产业为突破口振兴经济，目前建有茶园44000多公顷，茶加工业也随之兴旺，思茅正在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茶城”，过去那个“瘴疬之地”、贫穷积弱的思茅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这时，《思茅日报》的记者闻讯赶来，要我谈谈重返思茅的观感，我顿时有点兴奋，又似乎有点失落，脱口道：“过去有的，我看不到了；现在能看到的，是以前没有的。”说真的，虽然摆脱不了怀旧的情愫，但我还是喜欢现在繁荣昌盛的新思茅，在贫困和富足之间人类归根结底都还是要选择后者的。

农村多样化的发展模式

让我感到意外的恐怕还莫过于在茶树林村的见闻了。我曾在思茅居住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农村和农民的困苦情况却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记得思茅农村，即使是公路沿线的农户，绝大多数住的是陈旧破烂的茅草顶的土坯房，屋内“家徒四壁”，一般农家世世代代连一件像样的家具都购置不起，农民身上穿的衣服多少年也难以更换，孩子无钱上学，小小年纪就到山上放牛，那时候在思茅看到的进城的农民和他们的孩子很少不是打光脚的，有的连上衣都不穿。用黑（黑衣服）黄（有病无钱医而致脸色黄中透青）苦（收入低、生活贫苦）瘦（营养不良人形瘦小）四个字形容农民形象，绝不为过，那时农民的困苦景况至今还刻在我的记忆中，难以摆脱。

到达思茅的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去茶树林村踏访。茶树林村有农户64户，275人，是一个彝族聚居的小村寨。过去经济发展程度低，农民贫困，环境脏乱，疾病流行，1995年后发生了变化。到了村口，只见周围的农田已经插上水稻秧苗，呈现一片嫩绿，环寨水泥路直通每家每户，路两旁分别栽种的芒果树和咖啡树有的已经挂上小小的嫩果，有的正含苞欲放，一阵阵花果香扑面而来，令人心旷神怡。寨子里见不到随处放养的猪、鹅、鸡、鸭，村内道路干净幽静。前来迎接的村长说道：“记者们愿上那家就上哪家，愿看哪里就看哪里。” 站在村文化站前广场上我们环视全村--房子新旧并存，但不杂乱；每户屋顶上都装有太阳能热水器，走进任何一户农家细看，电视机、电话机、VCD、拖拉机、摩托车，一应俱全，看得出日子普遍过得丰富多彩；院子里沼气池将猪牛圈、厕所、洗澡间连接在一起，实现了资源的综合利用。这种富足的状况与我记忆中的思茅农村形成鲜明对比。什么原因让这里发生如此大变化呢？

正在我惊愕之时，我们正巧遇到已经63岁的村民方顺生，他毫不拘束，我们很随意地交流起来。方顺生家有6口人，靠儿子、媳妇干活，种了8亩茶和咖啡，7亩苞谷做饲料，4亩水稻做口粮，还养了11头猪，种了1亩毛竹，去年共收入3万元。除去买肥料、饲料、看病、孩子上学费用外，还余下一万多元。而在1995年前，这是不敢想的。那时只种稻子，一年收入只有三、四百元。

这时村长补充说：“过去这里社会不稳定，原因就是贫穷落后。我们觉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先要发展经济，让村民们富起来。所以从1996年开始，村领导小组纠正了单一发展粮食生产的思路，在充分保护现有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适度开发部分乔木、灌木林地，种植茶叶、咖啡、水果等经济作物，结果村民收入大幅度上升，人均收入从1996年的800元跃升至2005年的2700元。现在不但茶树林村的小伙子好找媳妇，姑娘不愿外嫁，就连四川、广西等外省人都愿意来打工做生意，甚至有人要求落户茶树林村的。”

此后几天里，我们又参观几个不同类型农村，其中有玉溪市郊区的大营街村。比起茶树林村来，其发展速度可以用飞机与汽车行驶的速度来比喻。面对大营街这样一些几乎完全摆脱了土地束缚、同传统农业完全脱离了关系、农民生活与城市市民已无明显差别的“村庄”，与我一起到云南采访的日本女记者原绚子、加拿大籍女记者ERIN JULIA禁不住像发问又像自言自语地说着：“这还是农村吗？他们还是农民吗？”

而我则想起了一位外国驻华大使在他离任后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所描述的中国：“中国的城市像欧洲，中国的农村像非洲。”其实他还是过于绝对，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城市的进步确实比较大，但与欧洲的总体水平还有相当的差距，而对于中国农村的发展，我的感受是，第一，不能象我那样用过去的老印象来推测。第二，不能用简单的、绝对的眼光来观察和分析。实际上，中国农村的发展处于一种极其不平衡的状态，相当一部分还像非洲那么落后，一部分开始取得较大进步，像茶树林村，也有一定数量的农村已经实现城镇化，开始接近欧洲农村的水平，像大营街村。各自的发展道路也因为采取了因地制宜的方针而有所不同，呈现多样化的模式。 村长不再委派

几千年来，中国农村最基层的行政长官--村长几乎都是由上级委派，农民把自己的前程和幸福寄托于上级的英明和村长的清明，但事与愿违的情况却屡见不鲜。如今村民委员会作为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农民更希望自己来挑选能够维护他们已经获得的利益并且能够带领他们争取更好前程的当家人--村民委员会主任（俗称村长），村长直接由村民选举的制度性改革开始落到实处。这次到云南采访，我们相当关注村长直选，每到一村，总要探问其真实可信的程度和村民对此的满意程度。

玉溪市红塔区有66个村委会，全部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每次选举村长时，各村先以无记名投票的方法，公开选出“村民选举委员会”。“村民选举委员会”依照村民户籍，登记造册，挨家逐户核实，发放选民证，并按照法定时间公布选民名单。然后，“村民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确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即村长）、副主任和委员的任职条件，并予以公告，召开村民代表会议，确定职位和职数并公告。在此基础上，“村民选举委员会”设置中心会场和投票站，由村民直接无记名投票提名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候选人。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实行差额选举，候选人名额多于应选名额，根据任职资格和条件，按照票数的多少，确定候选人，以姓氏笔画为序予以公告。 正式选举时，按照“直接选举、平等竞争、差额选举、公开选举、秘密划票”的原则，由各“村民选举委员会”在事先公告的地点召开选举大会，会上清点到会选民，实到选民超过应到选民半数以上，选举方能进行；通过《选举投票办法》，候选人数多余应选人数；主持人介绍候选人简历；主任候选人发表竞选演说；当场通过监票员、计票员和唱票员；检查并密封票箱；讲解选票和派出流动票箱情况；验证发票，秘密划票并投票；销毁剩余选票，集中票箱；当众清点收回选票；检验选票公开计票；根据得票多少（得有效票数超过到会人数的半数）当场公布选举结果；宣布当选人员名单并颁发当选证、授印章。选举活动过程完全置于选民的监督之下，在正式选举时还设立了秘密写票处，代写票处，让选民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防止他人干扰，充分体现选举的真实性。“选委会”还规定选民外出时不能参加投票选举的，可明确委托对象，办理书面委托手续进行投票。 村委会建立后，在村级事务管理中实行民主决策。一，如有需要提交村民代表会议讨论的事项，提前召开村委会会议提出初步方案。二，经民主选举产生的30－60位村民代表组成村民代表会议，对由村委会提出的重大事项进行审议和表决，正式作出决定或决议。三，对于需要决策的重大事项，涉及到哪个村民小组，就由村委会提交村民小组，召开大会进行讨论，征求全体群众的意见。村民对这些措施表示满意，一位老农说：“以前村干部干什么事，我们总觉得好像藏着躲着点什么，怕我们知道，其实，越这样我们越觉得有问题，也不相信他们说的话，现在大事小情都开会，让我们知道要干什么、应该怎么干、为什么这么干，还让我们提意见，现在村里什么事我们都知道，这才叫民主。” 村民不但直接选举村官，如果不称职，还可以罢免他们。排山村委会主任不认真履职，对农民的农业生产不闻不问，沉迷赌博，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2003年8月，排山村五分之一以上有选举权的村民联名要求罢免。排山村委会于8月28日受理了罢免案，及时组成“罢免排山村委会主任调查组”进行调查，并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正式启动罢免案，9月27日召开村民会议进行表决。全村1794名选民中有1725名选民参加罢免会议，1371名选民投票同意罢免，同意罢免票超过选民人数的一半，顺利罢免了村委会主任。此举产生较大反响，红塔区的村干部纷纷表示：现在不努力工作，以后就要努力找工作。

据报道，红塔区的村长直选吸引了美国前总统卡特的注意，曾派员全程观察了选举，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不过，在与村民交谈中，我发现他们中的一些人对于正在实施中的民主权利的理解，还多少带有一点把希望寄托在个别“能人”、“清官”身上的感觉，当然，这对于经历过数千年封建传统的中国农村来说，不可苛求。不过，为了确保中国农村的未来和农民的切身利益，我更希望他们不断提高法治意识，更加关注民主制度的建设，而不再把希望只寄托在选出一个好村长上。据了解，云南乃至全中国农村都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有的地方在制度建设方面也已创造出经验。

但愿云南省和全中国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一帆风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