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光一百岁 拼音五十年

张 彦

周有光出生在清朝的光绪三十二年、即1906年的1月13日，他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多的漫长旅程。

长寿人人向往，但更重要的是要健康长寿。在这方面，周老堪称典范。现在，除了耳朵有点背和因伤风感冒上医院以外，别的还没有发现什么大问题。特别值得庆幸的是，他的头脑依然那么敏锐，每天必读书看报，经常发表具有独到见解的文章。而且，他思考问题之广、之深，令人肃然起敬。

半路出家,成就拼音方案

周有光1923年就学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的是经济。至1955年来北京以前，他一直在国内外大学讲授经济学或从事银行工作，语言文字研究只是他的业余爱好。没想到，自从那年应邀来北京参加中国文字改革会议以后，被周总理坚决留下来专门从事语言文字改革的工作，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诞生时，有56个民族，80多种方言，并且大多数人都是文盲。要建设这样一个国家，没有统一的、能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文字语言，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文字改革问题很早就被置于国家工作日程的重要位置，并从全国范围内召集了许多专家学者来从事这项开创性工作。半路出家的文字研究爱好者周有光，就是其中之一。半个多世纪以来，周有光在语言文字学领域辛勤耕耘、开拓创新，先后发表了专著30多部、论文300多篇，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已经被联合国通过在全世界普遍使用的《汉语拼音方案》，今年已届50周年，周有光就是它的主要设计者。

中国语言文字学界普遍认为，在周有光广泛的研究领域里，最重大的贡献是他对中国语文现代化的理论做了全面的科学的阐释。设想一下，如果没有中国语文的现代化，还是依旧方言加文言、实行繁难的汉字、大多数人仍属文盲，教育如何能够得到发展？如何还谈得上国家的现代化？现在回过头来看，不正是因为实行普通话加现代白话文，汉字有了规范化和汉语拼音的辅助，有了这些中国语文现代化的措施才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就更加显得突出了。一个多民族的大国，不仅需要国家共同语，而且需要国际共同语，才能游韧于全球互联的世界。与汉语拼音同样使用26个拉丁字母的英语已成为事实上的国际共同语，是一条大家都可以走的世界公路。网络化离不开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又是电脑与中文的接口。改革开放的中国正在从各方面与世界接轨，汉语拼音正是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相互交流的重要桥梁。面对中国正在现代化进程上阔步前进的现实，如果没有语文现代化先行一步，这可能吗！为了让中国语言文字的管理走上法治轨道，全国人大常委甚至专门通过了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在选编《周有光语言学论文集》时，北大教授、语言学家苏培成在《序言》中特别指出：周老“在学术思想上一直走在时代的前面，不断提出新思想，引导语文工作前进。”他认为，周老之所以能这样，“重要的原因是他有世界的眼光，他从世界来看中国。他研究语文问题，从来不把中国和世界分隔开来，而是把中国放在世界的范围内、作为世界的一部分。再加上他博学多识、学贯中西，所以能高屋建瓴、洞悉事物的本质，提出具有指导意义的意见。”

自我教育，百岁自学

事实的确如此，我从自己与周有光先生的长期接触中也深有体会。我和他的相识，始于六十年代初期。那时，我是本刊的前身《中国建设》担任教外国人学汉语的《中文月课》专栏责任编辑，周有光是这个专栏的特约作者。每月，我去他家商谈稿件归来，都有满载而归的感觉。因为，他放眼世界的渊博知识，每次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视野为之开阔。从此，我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忘年之交。

在随后的岁月中，中国和世界，包括我们个人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21世纪后，让我吃惊地发现，接近百岁高龄的周有光依然红光满面，精神抖擞，高谈阔论涉及的方方面面更广更深了。近几年来，去拜访周老，尽管要从西到东跨越寥廓的北京城，却在我和我的老伴思想上视为去上一堂必修的“大课”。久而久之，只要一段时间未去，周老就来电话了：“欢迎你们来聊天！”我们听了，受宠若惊。能够经常亲聆百岁智者的教诲，茅塞为之顿开，岂非三生有幸！

周老书桌上总是堆着许多书，凡是看过的大都划满了红线或者批了字。一次，我发现都是有关中国、美国、前苏联的书籍。果然，据他说，他正在集中研究与我们有着最直接关系的三个国家的历史。他发现“了解自己的祖国最难，因为历代帝王歪曲历史，掩盖真相。考古不易，考今更难。”通过长期的读书，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先知是自封的，预言是骗人的，如果事后不知道反思，那就是真正愚蠢了。聪明是从反思中得来的。近来，有些老年人说，他们年轻时天真盲从，年老时才开始探索真理，这叫做‘两头真’。‘两头真’是我国过去一代知识分子的宝贵经历。”他还告诉我们，读书还使他悟出一个道理：“老来回想过去，才明白什么叫做今是而昨非。老来读书，才体会到什么叫做温故而知新、学然后知不足、老然后觉无知。这就是老来读书的快乐。”

周老的谈话，不仅往往给人以启示，还常常富于幽默感。为了让人明白汉语改革的必要性，他总爱说这样一个小故事：很久以前，三个中国人在英国相遇，一个广东人，一个上海人，一个福建人，谁也听不懂谁的方言，只有都用英语才能沟通。如今，有了汉语改革，这种笑话才不至于再发生。周老还常对人说，他的“命大”,并举事实为证：抗日战争时，他在重庆逃难，一次日本飞机的炸弹正好落在他的附近，一股风把他刮得好远。醒来却吃惊地发现，周围的人都死了，他却连伤都没有。1957年，全国轰轰烈烈开展“反右”运动，上海经济学界的专家学者几乎都成了斗争对象，有的因为受不了这种政治迫害而自杀。他却因为已移居北京，并改行文字改革，躲过了这一劫。否则，他的历史需要重写。至今想起来，既庆幸，又后怕。

“清朝老头与白发才女”，是朋友们送给周有光夫妇的美誉。他的夫人张允和是出自江南名门的才女，擅长昆曲，并出版过多种书籍。他们二人相爱、相敬、相伴70年。直到三年前，张允和不幸因病去逝，时年93岁。可以想象，这个晴天霹雳的挫折在周老心里会有多么沉重。但是，对人生已具有高层次豁达态度的周老，却能泰然处之。他曾经在其夫人著作《浪花集》里的出版后记中这样写道：“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一时透不过气来。后来我忽然想起有一位哲学家说过：‘个体的死亡是群体发展的必要条件’；‘人如果都不死，人类就不能进化’。多么残酷的进化论！但是，我只有服从自然规律！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经过半年的自我调整，本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知识的渴望，他又开始了对学术和世界的不断探索。他说过，生活不仅是吃饭穿衣，还必须与文化结合起来，要与艺术结合起来，才能丰富多彩。看来，在那非常简朴的公寓楼里，他很喜欢他那间窗明矶净的小书房，经常举着放大镜在仔仔细细地读书看报。累了，就站起来扶着书桌做他自己发明“象鼻子操”，活动活动筋骨。前来探访求教的客人，无不为老人的热情接待而深受感动。精心照料他的小阿姨，不仅能做可口而健康的饭菜，还可以使用电脑为他当秘书。已经70多岁的儿子虽然不住在一起，但经常前来看望百岁老爸，尽享其乐融融的天伦之乐。

对于这样一位度过漫长阳光岁月的老人，不知道已经有多少人曾经问过他：“您一生百岁，有点什么经验留给后人？”他的回答总是：“如果说有，那就是坚持终身自我教育，百岁自学。”

三联书店不久前将周有光百岁以前十年所写部分杂文，汇集起来出版了一本《百岁新稿》。作者在《自序》里特别表示：“希望《百岁新稿》不是我最后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