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

骆元军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创造财富上突飞猛进，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随着人口的持续增加和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传统的生产模式带来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已经直接危及人类的生存。
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阐述了大量使用杀虫剂对人类的危害，敲响了工业社会环境危机的警钟。同年，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从经济的角度提出了循环经济的概念，这可以看作是循环经济思想的萌芽。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正式提出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号召世界各国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发展的数量和速度，更要重视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环发大会后，世界各国陆续开始积极探索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目前，发达国家循环经济的发展大致分为四个方面：一是企业内部的循环利用，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杜邦化学公司模式，通过厂内各工艺之间的物料循环，减少物料的使用，达到少排放甚至“零排放”的目标；二是企业间或产业间的生态工业网络，如著名的丹麦卡伦堡生态工业园，把不同的工厂联结起来，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使一个企业产生的废气、废热、废水、废渣在自身循环利用的同时，成为另一企业的能源和原料；三是废物回收和再利用体系，如德国的包装物双元回收体系（DSD）和日本的废旧电器、汽车、容器包装等回收利用体系；四是社会循环经济体系，如日本政府为推动循环经济的形成，提出了到2010年要达到的三个方面的目标，包括资源投入产出率比2000年提高40%，资源循环利用率提高40%，废弃物最终处置量减少50%，为实现这些目标，日本政府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2003年，中国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开始向中低收入国家迈进。从低收入国家步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的阶段，对任何国家的成长来说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既会有大量的发展机会，也会遇到很多的矛盾。最主要的矛盾是能源和其他资源的相对不足，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形势日益严峻。面对这种情况，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就显得尤为重要、尤为迫切。
发展循环经济没有固有的模式，因国情不同，各国在发展循环经济的具体方式上也有所区别，日本和德国提出循环经济的概念，主要是适应本国固体废弃物管理战略转变的需要。因此，日本从资源减量化入手，以建设循环型社会为主旨，德国则从环境保护入手，主要通过建立废弃物资源化的双元系统来发展“循环经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研究员周宏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北京循环经济促进会会长吴季松等专家一致认为中国发展循环经济不能盲目模仿西方做法，吴季松说，“一个是西方现在做的标准我们可能达不到，另外一个是他们走的错路我们不一定非要再走一遍。”中国要正确推行循环经济，不走或少走弯路，首先必须认清当前自己的国情和经济现状，正确理解中央对循环经济的功能定位，选择适合的循环经济发展道路。
如果仅从“循环”字眼和发达国家在废物端的系统实践来诠释并建设循环经济，很容易一叶障目、以偏概全。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副研究员石磊认为，基本国情的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国际环境的不同，所有这些都要求中国循环经济的推进与建设不能仅仅局限于加强废物的循环，更要注重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移和技术进步等前端因素。
中国在污染治理上已经作了不少工作，包括各种认证，但是污染治理不是最终的办法，最终的办法要从生产过程去解决。国外在生产过程污染较少，而中国不是这样。中国需要从开始就是用无污染的原料，然后再生产过程用清洁的催化剂、清洁的容器，合成清洁的产品，而产品在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分解的可能。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金涌说：“我们提倡产品从摇篮到坟墓，全生命周期都是清洁的，这就是中国的循环经济理念。我们说的生态经济，向自然生态学习，是比较本质的东西，也是一个方向。比如合成洗衣粉，在下水道应该能够很快被分解掉；或者汽车，在拆卸的时候应该很简单，这样便于回收利用。”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所遭遇的关税壁垒越来越少，但包括“绿色壁垒”在内的非关税壁垒日益凸显。近几年，一些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利益，在资源、环境等方面，设置了不少技术标准，不仅要求末端产品符合环保要求，而且规定从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到包装、运输、使用、循环利用等各环节都要符合环保要求。如欧盟就明确要求包装物的95%必须是能够回收利用的物质。
目前，“绿色壁垒”已为中国的出口敲响了警钟。如欧盟的两项指令所涉及的范围，不仅包括中国电子电器设备产品，还涉及到零部件、原材料行业，基本覆盖了中国对欧盟出口的所有机电产品。面对日益严峻的非关税壁垒，中国更需要全面推进清洁生产，大力发展循环经济，逐步使中国产品符合资源、环保等方面的国际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