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恒：为农民工放歌

办一个打工文艺的推广、制作和演出的艺术团，为天下的打工者奉送免费的精神食粮。

文／本刊记者　李国文

2005年岁末，河南开封小伙孙恒和他的打工伙伴们被请到一列特殊火车上，演唱了自己创作的《想起那一年》，这是2006年正月初一文化部春节晚会的部分内容。这也是打工者首次走进国家级艺术殿堂，意义远远大于歌曲本身。
与时下流行歌曲完全不同的是，作为一个打工者，孙恒为中国一亿打工者所作、所唱的歌，非常写实，口语化，不煽情，音调也很平实，演唱者的嗓音也并不出色，却打动了无数中国人。

放自己去流浪
孙恒的童年是很开心的回忆。他记得小时候，家的周围都是树林，成天都能听到小鸟唱歌。每天早上被窗外小鸟的歌声叫醒，吃过早饭，用透明纸描昆虫图案，然后拿着捕虫网，到山上去抓蝴蝶、昆虫，带回来做标本，下午去放牛。那是一种并不富足的生活，但无忧无虑，很快乐。

孙恒从河南安阳师范学院的音乐专科毕业后，在开封一个学校做音乐老师。那是安安稳稳的“铁饭碗”，收入稳定，工作也不繁重，一周三节课。这是个让人羡慕的“饭碗”，但他做了一段时间后，却不想要了。
他认为，音乐课应该是轻松活泼的，不应该枯燥无味，所以他带着吉他去上课，和孩子们唱歌玩，谈理想。很快，“不务正业”、“脱离教学大纲”的批评来了。在当时那种环境中，每一天的生活都在重复，就像一潭死水。“我也曾强迫自己适应那样的生活。但总觉得那不是自己的生活，心里很苦闷。”孙恒说，“那时开始写日记，有时一整夜睡不着，觉得自己人格分裂，白天是另一个人，晚上才是真实的自己。”

1998年的10月，孙恒辞职了，要去北京，为此他和家里闹翻。家人都很生气，不打算再管这个叛逆的儿子了。“我相信世界上总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自己能做的就是逃离这个地方，出去寻找。”孙恒告诉记者他当时的心态就是这样。
于是，孙恒带着一把吉他、一个铺盖卷，来到了北京。

初来咋到、人生地不熟的日子
和所有来北京闯荡的文艺青年一样，孙恒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成就自己的歌唱梦想，出唱片。可是他的明星梦很快就在现实面前破灭了——他甚至连生存都成了问题，不得不靠蹬三轮车、送水、当推销员谋生。
再后来，他到清华北门租了一间小屋住下，希望能有到学校里学习的机会，开阔视野。清华、北大有不少讲座，可以自由的进去听，和同学交流。有一段时间他实在没钱了，靠10元钱支撑了一个星期。有次他去清华食堂吃饭，发现有两个大桶装着面汤，一问才知道是免费供应的，心里特高兴，吃饭时就很早跑去打免费的汤来喝。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到北师大听讲座，是北京明圆学校（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张歌真讲他的办学经历。他第一次知道，北京每年有20多万外来打工者的孩子，因为没有户口，上不了城里学校。他们就自己办学，都没有开设音体美课程。当时他就表示，愿意去做音乐老师。

于是，他开始去明圆学校上课，又做起了音乐教师。正是这段经历改变了他的生活。学生家长都是打工者，他们的生活不仅艰辛，还非常单调。于是，他萌发了为打工者唱歌的想法。

打工者自己的艺术团
2001年的冬天，孙恒去天津科技大学看朋友。那时很冷，大学生们募捐了很多衣服，准备去送给建筑工地的工人。他们邀请孙恒一起去，那是他第一次到工棚里唱歌。工棚就是一大间房子，搭着上下铺的大通铺，四五十个工人拥挤地住在里面。窗户的玻璃碎了，寒风飕飕地吹进来，屋里也没什么取暖设施。孙恒就站到床板上唱歌，一连唱了几首关于打工的歌曲：《团结一心讨工钱》，《一个人的遭遇》，《彪哥》……工友们鸦雀无声地听他唱，眼睛里闪着内心的激动，雷鸣般地为他鼓掌，拉着他说心里话。

“这对我的震撼也很大，突然觉得自己是被需要的，这种感觉很带劲，这是一种价值的实现。当时我就豁然开朗：原来歌还可以这样来唱！因为这样唱歌是快乐的：给别人快乐，自己也快乐。”孙恒说这些话时很激动。
他从这件事中得到一个启示：打工者也应该有自己的欢乐，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从那时起他就决定要成立一个打工者文化团体。

后来，孙恒与几个喜欢唱歌的工友谈了自己的想法，大家一拍即合，都愿意去工地做义务演出。几个月之后，他们已经有七八个文艺骨干，就选择2002年的5月1日——劳动节，成立“打工青年艺术团”，孙恒担任团长。 艺术团的第一场演出是在北京一所高校的建筑工地上，他们差点被人轰走。

当时设备简陋，只有两把吉他和一个口琴，麦克风绑在钢筋上。但台子上的横幅很显眼：“天下打工是一家”。演出太火，工地的老板害怕了，要求停止演出。在得到兑现工钱的承诺后，打工青年艺术团的首场演出结束了。孙恒说：“我们联系演出２０次，能有一次成功就不错了。老板们害怕我们跟民工们接触。”

2005年最后的夜晚，在金融街一幢尚未竣工的大厦里，热烈粗犷的歌声“打工打工最光荣，高楼大厦是我建，光明大道是我修”传了出来，这是打工青年艺术团陪伴近千名来京务工人员迎新年的一场演出。

打工青年艺术团至今已演出300场，观众累计达6万人次。二十多个有着厨师、服务员、卖水、卖电话卡、收购旧书等各种职业背景的成员，他们唱歌，吹唢呐，拉二胡，吹笛子，弹吉他。这些年轻人组成了这个奇特的团体。

述说底层打工者的大实话
在演出现场，孙恒经常像聊天一样给大家讲自己创作这些歌的经历，那都是根据他所遇到的打工者及其生活而创作的。他唱的第一首歌叫《彪哥》，那是他在外地遇到的一个民工，大家都叫他“彪哥”，30多岁，个子矮矮的，在工友中很有威信，但说话很少。

有一次，彪哥把一双手伸到他面前说：“你看，我只有空空的一双手，我要靠这双手养活孩子、妻子、父母。我起早贪黑拼命干，每天干十三四个小时，有时十七八个小时，特别累。有时累了就喝酒，喝完酒就想家，但很多道理怎么也想不清楚。你看，我们用双手在这个城市修建了高楼、大路、桥梁，而这个城市的很多人却瞧不起我们。我原来想，只要自己拼命干，也许以后就会改变，但到头来剩下的还是空空的一双手。”

孙恒就把彪哥的这些大实话写成了歌：“认识你的时候，已是在你干完每天13个小时的活儿以后……”这首歌没有任何“包装”的因素。孙恒的嗓音也就像一种平平淡淡的述说。然而正是这种平实中透出的歌者的真诚和激情，放大了他所歌唱的平凡人、平常事本身蕴涵的张力，从一开始就温和但不可阻挡地触动了所有听众的心。

《煤》是根据孙恒刚来北京时碰到的一个卖煤的老大爷而创作的。那天，他买了一车煤，卖煤的老大爷也是河南人，五十多岁了，靠卖煤养活一大家子。那么冷的天，他满脸都是黑的，拉着一车煤，但他高高兴兴地干活，表情很积极乐观。孙恒突然觉得一股暖流涌到心里，因为他能感觉到那位老人心里的热：他像一块煤一样在燃烧。

于是孙恒为这个老人写下了《煤》这首歌：
“天/冷的时候/一个外地老乡/给我送来了/一车煤/黑色的脸上/带着微笑/把我的心灵/燃烧/天上飘着雪/那黑色的双手/是他的骄傲/他以此换回粮食/孩子的玩具/妻子的衣物/和全家的幸福/我曾不止一次地疑惑/疑惑这漫漫寒夜/该怎样去度过/而如今我终于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光和热”

群策群力改善打工者的生存状况
仅靠艺术团的力量是有限的，孙恒开始考虑利用更多的社会力量。2002年下半年，他组织几个成员凑钱成立了“打工青年文化合作社”。在首都600多名热心人士和大学生志愿者的帮助下，合作社办了电脑培训班、社区互助图书馆、打工者聚居区夜校等。

2002年11月，孙恒正式注册“农友之家”(非营利性的社会机构)，开展法律咨询、权益维护和大众电脑培训等工作。2003年3月，香港乐施会与艺术团签订了长期的资金援助协议，孙恒成为“农友之家”的专职工作人员。
孙恒把这拨志愿者定位为“一个以文化教育为主的综合机构”。周末他们经常办一些文化教育培训，如法律讲座、英语班、打工夜校，让工友们可以免费学电脑。今年又开通了“工友热线”，派发维权宣传卡，联系高校里懂法律的专家、律师和大学生，帮助工友们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孙恒认为：“打工者都有文化的需求，但工地的精神文化生活很匮乏，有的工地连电视都没有。工友们需要学习、更新自己，才能融入城市。他们需要受教育的机会。所以下一步我们想办一个培训学校，为工友们培训技能，但又不仅仅是技能培训，还要加入大量文明礼仪、思想观念、法律意识的教育。”

随着新春佳节的来临，打工者又一次回乡与家人团聚，而过不了十几天，他们又要离开自己的亲人，返回城里，继续自己的打工生活。“你来自四川，我来自河南……打工的兄弟们手牵手，打工的旅途中不再有烦忧。”每当孙恒和他创办的“打工青年艺术团”走进工地，每当《天下打工是一家》、《打工子弟之歌》的旋律深情地响起，远在异乡的打工者心头，总会涌起一股暖流……

链接：
孙恒,北京农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总干事，2005年3月5日当选“2004年度北京十大志愿者（团体）”，是其中唯一的打工者。2002年他发起创办了全国首家打工者业余文艺团体——“打工青年艺术团”。又成立“农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组织打工者开展各类文化教育及培训活动，声名远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