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了解世界是一个相当主动的行动

1999年春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似乎到了最后关头。如果以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双边谈判作为这个进程的开端，那么它已持续13年。这是国际贸易领域中一场真正的“马拉松”，甚至超过了中国人的抗日战争和美国人的越南战争。有一段时间，谈判看上去有点像一场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不过，“交战”双方不是兵戎相见，而是唇枪舌剑，而且全都面临着双重压力。

不过，谈判毕竟不是战争，其要旨也不是对抗和压倒对方，而是合作和妥协。种种难题并没有阻止北京和华盛顿的努力。4月份，中国总理受到克林顿的邀请到美国去。不过，他对眼前局面并不乐观。“我想，我这次访问不是很轻松。”朱镕基这样说：“我要做的是非常困难的工作。”

后来果然出师不利。美国人设置新的障碍。中国的舆论也在产生巨大压力，有人说他把中国的利益太多地出让给美国人。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这种抵制美国人的声音，由于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一下子就成了席卷全国的大潮。

1999年5月7日深夜，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使用导弹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3名中国记者再也没有醒来，使馆成了一片废墟。中国人根据来自现场的种种证据，认定这是一次蓄意的军事行动，而且罪魁就是美国人。中国人愤怒了，首先在年轻人中聚集起来，喊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其中很多“口号”，比如“打倒美帝”，至少已经20年没有人喊了，可那个夜晚又在大学校园里响成一片。中国在走向世界的道路上，再次遇到麻烦。

不过，中南海显然是把拯救不景气的国有企业当作最重要的工作，江泽民每隔一个月就要离开京城去察看国有企业，每到一地就要把一大批地方官员召到自己身边来议事。他和全中国几乎所有省市区的书记都见了面，和他们讨论国有企业的问题。省委书记们都对他诉苦，说国有企业艰难异常：设备老化，负债累累，开工不足，工人无事可做，不是打牌下棋就是蹲在墙角晒太阳。他安慰他们，那都是“一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又决定把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9月19日，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了。就像早先承诺过的一样，江泽民让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决定”。其中诸如“着眼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和改组国有企业”这样的内容，远远超过了当时人们的想像。党的中央委员会承认，不可能把每一个国有企业都搞好，也没有必要都搞好，就像后来《人民日报》说的，“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翻阅党的50年执政历史的全部记录，这的确是前所未有的。这些话意味着，中央政府在今后的岁月中将不仅想办法“搞活”自己的企业，而且也开始容许部分自己的企业死去。

跨国公司正在蜂拥而入，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有45架跨国公司的专机停在上海浦东机场上，黑压压亮晶晶的一大片。他们到这里来参加《财富》论坛，论坛的题目叫做“中国——未来的50年”。在普通的中国人中，谈论“全球化”的忽然多起来。这个词过去也是有的，而且源远流长，有如美国加州太平洋大学弗莱恩教授所说，“经济全球化是从1571年开始的。”可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前期，大多数中国人还觉得它同自己的生活无关，至少还远得很。现在，情况不同了。一项由中国人主持的调查认为，未来世界的经济就是操纵在这些跨国公司的老板们之手。他们控制了世界生产的40%、国际贸易的50%多，国际技术贸易的60%多，以及国际直接投资的90%。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开始关注中国以外的地方，有一项针对117个国家的调查说，在过去20年间，比较开放的国家经济增长率比那些相对封闭国家的增长幅度至少快5倍。

20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中国人就是这样急切地打开自己的眼界。“中国人正在了解世界，”盖洛普（盖洛普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在这个秋天说，“中国人了解世界并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而是相当主动的行动。” 这一年11月15日，中国和美国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了协议。白宫官员斯珀林说：“朱镕基总理来到外经贸部，同巴尔舍夫斯基和我解决了遗留的最后几个问题。”根据后来巴尔舍夫斯基的解释，最终中国赢得到了更多的时间，而美国人也得到了不少商业利益。“一切都表明中美达成的是一个双赢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