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有色彩，有热度，有情感的群体”

——中国女市长分会执行会长陶斯亮访谈

文／本刊记者　宏　磊

1987年，陶斯亮出任中国市长协会秘书长，在这个以男性为主的世界里，她以委婉细致的工作作风受到大家的交口称赞。 1997年，陶斯亮又出任了中国市长协会女市长分会执行会长一职，用她的话来说，从那一天开始，她的感情世界就发生了倾斜，她把很多精力都投放到这个群体之中。在这个群体中，陶斯亮备受人们的尊重和爱戴，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陶大姐”。采访是在非常亲切的气氛中进行的。

记者：陶大姐，您好！前不久，中国30多位女市长在贵州相聚，参加“中国女市长与世界女性领导比较”的研讨会，临开幕时，才得知您不能出席会议了，大家遗憾极了。在长期与女市长们的接触中，我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即您在为女市长分会工作的同时，又在中国市长协会承担着重要的工作（2001年6月陶斯亮又兼任了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的职务），但您好像更倾心于女市长这一群体，并且从没当过市长的您，在这个群体中有着巨大的亲和力。据我所知，几次会议上，好几位女市长都曾流露出这样的想法，她们有时就是为了与您相聚，才放下手边繁重的工作，千里迢迢赶赴会场的。

陶斯亮：（笑）夸张了。我个人的力量是不会有这么大的。不过，大家的心情我理解，在一起相处久了，那份感情是很真挚的。说起感情，我始终认为这是个互相给与和感染的过程。其实，市长协会和女市长分会的工作都很重要，按道理说，这两碗水本该是端平的，但自从走近女市长们的那天起，我的感情世界就开始向她们倾斜，这是一个更富于色彩和更具有热烈情感的群体。

（在陶斯亮看来，中国男市长们庄严了一些，且不说，西装的色彩就比较单一，而且每当会议报到注册时，男市长们大多正襟危坐在一旁，由秘书们低头填单。而衣着靓丽的女市长们，隔着老远就会热情地打招呼，见过两次面的甚至会热情相拥。而在会议上，女市长又比男市长“听话”，开会时，她们不是低头作笔记，就是聚精会神地听别人发言，而有的男市长则一会儿出去打电话，一会儿出去吸烟，那叫一个“此起彼伏”。说到这儿，陶大姐开心地乐了。）

陶斯亮：那些容易显露的情感和色彩还都是外在的。在人们的印象中，有的女市长不但外表上强一些，在当地也似乎可以权倾一方、呼风唤雨，但大部分女市长无论从性格或是体态给人的感觉比较柔弱，不过顽强的韧性和强烈的对理想的追求精神在女市长中确是普遍具有的。原天津市副市长李惠芬怎么看都像个大学教授，当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也真是个专而又专的一心读书的学生。从市长的岗位转而出任中国联通总裁后，那做出的成绩真是让人刮目相看。

记者：这点我体会得很深刻。李慧芬出任联通总裁后，冲破了中国电信业上空垄断的乌云，手机价位一路狂跌，使它走进了千万平民百姓的生活中，那是真正的巾帼英雄；还有在克拉玛依石油城采访时，我们了解到，女市长赵兰秀在一场大火中，为抢救孩子们而被烧成重伤，一段时期内又曾蒙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但当她第一次拿起笔回忆往事时，她却写道：“人生有许多选择，有些甚至是灾难性的选择，但如果让我再重新选择一次，我还会以牺牲自己去换回孩子们的生命！”走近这些女市长，就会被这个群体传导出的力量所鼓舞。

陶斯亮：说起这些，女市长们让人敬佩的品质和事迹太多了，她们的作用和能力也越来越被社会认可，自身知识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个队伍中有了不少的硕士或博士，还有的女市长开始走向正职的岗位。中国截至2000年，668座城市中，女正、副市长（含直辖市的正副区长）就有500多名，平均年龄不到45岁。从数量上看，中国女市长可谓阵容壮观！

记者：从1994年和2000年4月两次公布的数据来看，绝大多数国家的女议员比例都在上升，北欧5国仍居世界领先地位，瑞典女议员比例已达到42.7%，世界排名第一。美国人口超过30，000的975座城市中，202个城市有了女市长，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是有较大差距的。但从绝对数字看，中国又占了一定的优势。

陶斯亮：这么多的女市长在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2000年，中国女市长在赴美国、加拿大考察期间，美国市长协会副秘书长大卫·盖顿对媒体说，我对中国有这么多女市长感到惊讶！对中国市长协会有一位女士担任领导感到不可思议！他还诚恳地赞扬中国女市长“聪明睿智、事业心强”。他表示，今后也要组织美国女市长访问中国。

在此之前，美国市长协会一向是以关注国内事情为本。美国市长协会秘书长考科兰先生介绍，美国市长协会已有70年历史了。1932年，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许多美国市长纷纷来到华盛顿，找即将当总统的罗斯福商量对策，罗斯福没有急于让这些市长“打道回府”，而是找了一所房子，提供聚会的场所让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帮助政府度过难关。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美国市长协会，长期以来对国际交往并不热心。但对这次中国女市长代表团，美国市长协会却给予了积极配合和热情接待，让女市长们收获颇丰。

记者：十几位女市长对那次由您当团长的出访，记忆颇深。邯郸的女市长就曾向人们讲述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发生的精彩的一幕。那次宴会上，您代表中国女市长致答谢辞时，布克市长的助手兼翻译竟因感动而哽咽住了。 陶斯亮：我当时提到了刚刚过世的特鲁多总理，回顾了他的功绩及对中国的伟大友谊。人的情感是相通的，布克市长是中国的老朋友，对中国有着深厚而特殊的感情。他告诉我们，20年里他访问过中国23次，亲眼目睹了中国的伟大变革。他曾全力以赴地帮助中国申办2008年奥运会，人的情感是互动的。

最让人感动的是，每到一地，当我介绍说中国有500多位正、副女市长时，当地的华人那份高兴啊，掌声热烈极了，他们是由衷地为今天中国女性的地位而喝彩。在这些早年出国的华侨印象中，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曾是很低的。

记者：旧时代，中国女性的天空曾是那样低矮，中国一些优秀女性，有的以笔为戟，为中国女性获得平等自由呐喊。然而，中国女性求平等、求解放的道路是那样漫长，上世纪四十年代，著名女作家萧红，年仅30多岁就被黑暗的势力折断了奋飞的羽翼，于贫病交加中殁于香港。可您的母亲、人们尊敬的曾志大姐及那些著名的女革命家，当年追随红军，上了井冈山，把一生都献给了革命，她们这些中国优秀的女性，为后来人点燃了理想的火炬。我们看到，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您，身上也有很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

陶斯亮：青年时代是一片的光明，父亲（注：陶斯亮的父亲陶铸同志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管教甚严，把我塑造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精神享受的追求者……在艰难困苦中，我也终于懂得了两个最伟大的字——“人民”的含义。我认为，我们的女市长们是中国约六亿女性中的佼佼者，但这就好比是彗星顶端的那个亮点，更大的更灰暗的体积拖在后面，这是中国绝大部分普通女性的状况。幸运的是，我们在位的女市长都是能直接给社会形成影响力的人，当她们深入思考和行动的时候，就一定会带动整个社会前进。我一直认为我能在有限的年华里，为这两个优秀的群体工作真是一种荣幸。

记者：在这种人文理想的感召下，您出任了中国医学基金会会长的职务，从预防碘缺乏病到戒毒防毒您多次赴深山老区和遥远的边疆。2000年，您又与一批中国学者到西部“丝绸之路上遗留下来的村庄”——甘肃省东乡县考察，后来连续３年，您都带领女市长们到那里助贫。

两年前年８月的一天，几十位女市长手牵着手冒雨踏着泥泞的路往山里走，她们给东乡送去了电脑，并很快联上了网，使外面的世界走进了这座封闭的县城。据说，后来就连北京的前副市长张百发也被女市长们感染得亲赴东乡，又是捐款又是捐物。

陶斯亮：男市长也是很有爱心的，这点我体会得很深刻，从兰州到东乡县乘汽车要几个小时，张百发同志的捐赠是情不自禁的。东乡族是中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28万人口，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由于大山的阻隔，那里的人们很难与外界交往，近一半的适龄儿童因贫困上不了学。如果没有外界的关注，这个民族的命运是令人堪忧的。

记者：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期间，NGO论坛国际会议中心门口墙上挂了一个"贫困时钟"，它的钟摆指向告诉人们，世界上贫困妇女占全球贫困大军的百份七十，平均每分钟世界上就有47名婴儿诞生于绝对贫困之中。您曾说，一定要将希望的种子种在那些人心里，才能最终使他们有力量摆脱贫困，于是，就在2002年２月28日，四位东乡族教师受女市长协会赞助，应邀上北京接受师范教育方面的培训。中国女市长们是个有情感的群体，这个群体是否会在更大的范围内肩负起社会赋予的性别责任呢？

陶斯亮：中国女市长是个充满爱心的群体，她们的手中又拥有人民赋予的权力，我认为，在扶困救危的事业中更能显现女性的人生价值。但女市长之间的环境落差也是很大的，像上海、北京、天津这样大的直辖市有女副市长，她们的背景是清华大学的教授，或者是经济学家。女市长这个群体就是要互相支撑，我们女市长协会搞了个建议，希望有社会活动能力的女市长们，即使在离任之后，也能投身于社会公共事业，成为中国第一代从事慈善事业的具有强大力量的群体。 记者：中国女市长，除了自身的优势之外，是否还有那些来自社会和性别的局限呢？

陶斯亮：从国家目前的一些政策看，表面看起来没有歧视妇女，但在具体实施时却给妇女带来不利影响。据专家统计，关于男女退休年龄的规定，20世纪50年代在制定这个规定的时候，是源于当时体力劳动强度大，为了照顾妇女性的生理特点，才提前5年让妇女退休。随着科技的进步，这个因素已经淡化，但把这个面向体力劳动的规定，扩展到面向所有的女职工和女干部，已经成为影响妇女就业和参政的制约因素。

女市长们有些性格特征反映在工作中是个有利的因素，比如，广西柳州的文和群副市长，性格很平和，加上她本人又是个植物学家，做起工作来非常平稳和细致，男市长对她的反映很好。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大部分女市长们工作上突出的优点是认真，而受到的局限也在于认真。很多男市长们工作上常表现出一种“将军赶路，莫追小兔”的大将风范，我们很多女市长做事情太爱追求完美了，这样就容易拘泥于细节，耽误对大目标的求取。我曾做过医生，我常感慨，好的外科医生少有女性，而在哲学领域，更是从没有产生过伟大的女哲学家，可见，性别差异确实存在。但是，如果我们的女市长注意到自身的局限，就能够让自己在更广泛的领域中逐渐施展才能。我们协会，近几年办了几期经济、贸易市政管理方面的研讨班，组织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出国考察，就是想适时地引导她们走向世界、拓展视野。

记者：说起出访，您带领女市长们已走过欧美、亚洲、澳洲等许多国家和地区了，想再请您谈一谈中国女市长与世界女性领导之间，经比较而显现的一些特点。

陶斯亮：（略思索）国外从政女性一般来说，举止比较优雅，穿着时尚，但有的待人即使很礼貌，言谈举止中也透着傲气。而我们的女市长很多是从基层上来的，她们无论从情感，还是从衣着上都比较朴实。早些时候，她们开会时不敢亮出漂亮的衣服，有的人甚至在与男性同事的相处中有意识地淡化性别特征。女市长协会在很多学习班中都有意识地聘请了化妆师和服装师，举办相关的美学讲座。

1999年10月8日至10日，中国女市长分会二次理事扩大会议在昆明召开。中共第一位女省委书记万绍芬，人们尊敬的七十多岁的万绍芬大姐，她身着鹅黄色上衣，外罩宝石蓝色西装套裙，给在座的女市长们作《形象、礼仪、传媒》的演讲——“挺起你骄傲的胸膛，伸长你美丽的脖子，展示我们女性特有的风采……” 台下的掌声热烈极了，这位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中国女性的杰出代表，以她特有的风度感召着女市长们，唤醒女市长们潜藏在内心深处对美的追求。

采访结束时，记者衷心地祝愿，中国女市长这片美丽的星空，星光更加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