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扶贫老人的世纪情缘
——原中国扶贫基金会常务副会长、中组部秘书长何载同志扶贫纪实
刘承炳 王瑞珩
由扶贫基金会捐资兴建的"希望小学"使西北贫困地区更多的孩子有了受教育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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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公布的数字，全世界约有十亿多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主要分布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他们扎挣在食不温饱，衣不遮体、屋不避雨的生死线上。近几年由于天灾人祸，全世界贫困人口仍呈上升趋势。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
而我国，一九七八年以前贫困人口达2.5亿，同样占世界贫困人口的四分之一，经过十年的改革开放，到一九八八年锐减到1亿，占世界贫困人口的十分之一，直到2002年，中国政府向世界郑重宣布，中国已基本消除贫困人口，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被国际社会赞誉为“国际的奇迹”。
中国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国家，这不仅得益于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得益于中华民族施德济世的传统美德，更得益于千千万万在扶贫济世的伟大事业中默默奉献的人们。
何载老人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之一。
何老的家没什么高档家具，在摆着上万册书的客厅里，何老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何老身材魁梧，身板硬朗，思维敏捷，谈话亲和而慈祥，要不是事先知道，我们谁也不会相信，何老今年已是84岁高龄了。早就听说老人家生活简朴，果真刚一落座，就看到了茶几上放着何老至今仍在使用的已经残破、包布破损的眼睛盒。谁能想到，它的主人，就是曾在共和国三位国家主席毛泽东、李先念、杨尚昆身边工作多年，原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领导成员、秘书长、全国政协法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全国扶贫基金会常务副会长，每年从他手中经过的扶贫款项和物资不下千万、几亿的何载老人呢。谈话自然要从老人家15年前创办中国扶贫基金会开始。
受命组建中国扶贫基金会
1987年，年届七旬的何老，从中央组织部的领导岗位上离休不久，正赶上中央提出要解决中国农民的贫困问题，他和一些刚从领导岗位上退到二线的老部长、老将军坐不住了，何老认为：扶贫工作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系统的工作，光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它需要社会各界和国内外一切热心扶贫工作的有识之士的支持。于是，经过一番思考，他提出了一个组建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方案交给大家，经过大家酝酿、讨论，一致确定，敬请德高望重，在国内外有巨大影响的李先念为名誉会长，会长由项南担任，而常务副会长，这个既要动口，又要动手的苦差使，被推定何老担任。1989年3月13日，扶贫基金会正式成立。
在中国成立扶贫基金会是一种创新，不像国外，先有资金然后再成立机构、办事。而在中国是筹金和办事要同时并举。如何筹资，如何运作，千斤重担压在了何老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的身上，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创建之初遇到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没有经费，何老就先拿出自己的钱垫上，没有办会地点，何老的家就成了开会、办公的地方，没有工作人员，就动员自己的老伴、孩子一齐上阵帮忙，收发信件、登记、记录、送信、联系什么活都干。何老更是从办公选址、购置办公用品，选拔优秀人才，到联络、联系各界人士，制定基金会章程，特别是在组建理事会、物色工作人员上，何老事无巨细、身体力行，几个月下来，老人瘦了、黑了。老伴心疼了、孩子们心疼了，身边的工作人员心疼了，何老却说：“扶贫济困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建国这么多年了，至今还有1亿人挣扎在贫因线上，我睡不着呀！”
为了说服一些退下来的老同志积极参与到扶贫事业中，何老翻着记有100多位老干部家庭电话的记录簿，一家一家打电话，一家一户登门拜访。这些退下来的老同志，毕竟是受党教育多年，一听说扶贫当然支持，但一听说基金会工作是要求别人捐钱的事儿，有的老同志就不愿参加了。而何老则耐心地做这些老同志的思想工作，何老说：“求人，并不丢人，看为谁求人，为自己的子女、待遇、住房求人当然不可取，但为人民求人，为千千万万的至今仍挣扎在贫困线上的老百姓尽快脱贫致富求人，不仅不丢人，还是光荣的哩……”
“扶贫就是还账”
1999年何载在贵州贫困地区考察 |
“扶贫就是还账，还人民的账。”
这句话是流传在老部长和老将军们嘴边的口头蝉，何老怀揣对人民还账的负疚感，开始了长达15年的扶贫工作，陕甘宁青、冀晋豫、云贵川，沂蒙、吕梁等老、少、边、穷地区到处都留下了何老的足迹，并为这些地区募集资金建项目近百个。
1993年，何老来到了云南省禄劝彝族自治县东16公里的一个叫乾海子的村子，当何老看到一个6口人家，夫妻俩住一个草铺，盖一条有破洞的烂棉絮被套，两个男孩子和两个女孩子住在牛棚上边的柴楼上，盖的是破衣，没有被褥，草房上边还有几个大洞，吃的是玉米粥时，何老的心流泪了，何老当即脱下了身上的衣服，连同衣袋里的几百元钱交到了老乡的手中。
在陕西柞水县，何老曾仔细地在一个贫困农户的被子上数出了107块补丁时，何老，这位1936年入党的老党员的心再一次流泪了。从此以后，何老每次出去考察都是能坐火车的，坚决不坐飞机，能坐硬座的，坚决不坐卧铺，并且拒绝当地政府的一切迎来送往和宴请。每次从老区考察回来，他身上的衣服就会少几件，都是当时就脱下来，留给当地贫困户了。
15年来，何老除了开会和住院，每年几乎有10个月的时间是在贫困地区度过的。基金会成立不久，最成功、规模最大、效益最好，创造了第一个扶贫奇迹的是在陕西榆林地区进行的40万亩沙地改田工程。榆林地区北邻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和毛乌素沙漠，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由于风沙袭击，沙化严重，榆林城曾三次南迁，得不到温饱的老百姓更是弃地逃生。何老不顾年事已高，8次去荒凉的榆林调研，在这里他找到了出路。
地质年代，据地质勘探部门勘察毛乌素沙漠曾是大海，既然是大海，就有地下水存在的可能。经过勘探得到确认，他与有关领导和专家一起制定了打井汲水、沙地改田的工程实施方案，同时，请求神府煤矿、精煤公司为当地投资金、立项目，并亲自到胜利油田为延安及陕北地区争取到了更新下来的旧设备。就这样，榆林地区30万亩沙地改田工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当年就使该地区1.5万户、7.34万人脱贫。
1990年12月，江泽民总书记视察陕北时，对这里的“沙地改田”工程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国家先后拿出23个亿，扩大沙改田工程300万亩要建造“第二个陕西”。
联合国对榆林治沙和“沙地改田”十分关注，几度把沙漠大会放到榆林地区召开，世代过着贫穷日子的榆林人民，第一次自豪地、微笑着迎接来自世界的八方友人。
如今，榆林地区流沙封固了，树绿了，百姓定居了，农民们的房前、屋后也种上了葡萄、瓜果和蔬菜，过上了安定、富裕的日子，大批百姓又开始返迁了。
像榆林地区的“沙地改田”扶贫工程一样，十几年来，由何老经手的扶贫开发项目举不胜举。无论是中国石化总公司提供200万元资金支持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开发的优质柑橘项目，还是对河北平山县扩建宝石材料厂高纯硅酸钾项目，或是支持中国科学院四海农村技术开发研究所开发的，使河北、河南、湖北、安徽等广大蜂农迅速脱贫的——蜂毒采集器和蜂毒产品项目的研制成功等等，无不倾注了何老的心血。
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中国扶贫基金会出现了可喜的局面，通过包括何老在内的一大批老同志的牵线搭桥，贫困地区具有造血功能的企业上马了，国外的一些组织和企业，通过基金会对我国贫困地区开始了募捐和投资，国内的许多企业，也开始了向贫困地区进行技术和投资的辐射。十几年来，中国扶贫基金会坚持“只服务，不盈利，只帮助，不代替，多造血，少输液，多开发，少救济，要脱贫，靠自己”的工作方针得到国内外同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信赖，一举成为国际化、规范化的世界知名的民间扶贫基金会组织。
“扶贫先扶人，扶人先扶志”
贫困地区的学校教学设备奇缺 |
“扶贫先扶人，扶人先扶志。”这是李先念生前的嘱托。作为一名多年从事党组织工作的何老，对这句话有着更深层次的思考和理解。
进行东西部地区干部交流和干部培训，可以说是中国扶贫工作上的一个创举。1990年何老与项南在山东沂蒙老区开农业技术会，听当地群众说：“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好干部”的话后，感慨万千。两位老人26天走访了三个地区十几个县，项南的鞋子坏了，用绳子一扎继续走路。通过考察，何老认为，贫困地区的落后，除受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的制约外，关键是人的问题，人的观念问题。沿海地区先富起来了，采取先富帮后富，东南沿海富裕地区帮内地贫穷地区，最后达到共同富裕，能不能实行两个地区的干部交流呢？
由此开始的东西干部交流一连持续了6年，至今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仅陕南、陕北两个地区，在干部交流的头四年中，就获得经济信息6000多条，引进技术679项，引进资金4770万元，引进各种人才1046人，救活乡镇企业500个，1995年，仅25万人口的山阳县，劳务输出就达6.2万人。
1994年，拥有40亿元资产的全国劳动模范、江苏省江阴华西村党支部书记吴仁宝率先提出，要为贫困地区培训乡镇干部的想法，得到中央的同意后，何老对吴仁宝说：“你培训，我服务”。随即由吴仁宝向全国劳模提出了参与扶贫的倡议，得到了河南史来贺、上海高风池、河北唐山韩振国、山东王廷江、北京田雄、仉振亮、江苏张家港秦振华、辽宁李桂莲、吉林鲁志明的积极响应，一场以富裕起来的劳模扶贫的活动迅速在全国展开。1994年起这些劳模先后在北京、上海、山东、四川、河南、厦门、深圳、唐山等地无偿、义务性地举办了35个培训班，累计为老区贫困地区培训乡镇干部近5万人，县级干部1800多人，每期培训班，何老都要亲自到会讲话。劳模们在何老的鼓励和支持下，吴仁宝在宁夏、黑龙江，鲁冠球在江西、安徽，常宗琳在太行，韩振国在青海，刘维灿在银川等地也纷纷向老区、贫困地区进行了技术和资金的投入。
何老至今仍然很忙，前不久“关于为甘肃省建万眼水窖，为西部献爱心”的捐献到位后，在甘肃最干旱的地区修好了水渠，还迎接了今年第一场集雨入窖。
看着中国的版图上一片片地区摘掉了贫困的帽子，何老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