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的新女性

到达拉萨的当天，车子行驶在拉萨街头，最使我惊异的不是头扎红布绳的康巴汉子，也不是手拿转经筒的藏族的老妇人，而是英姿飒爽的女交警。据我所知，中国内地的城市中也只有几座城市有女交警，而在遥远的青藏高原，居然有女子在指挥着西藏首府的交通，这引起了我的兴趣。

索朗曲宗，今年23岁，是全西藏自治区仅有的12位女交警之一。索朗说她平常说的最多的话是“对不起”。“比如，‘对不起，请出示您的驾照’。‘对不起，您刚刚超速了’。诸如此类。我们每次执行公务的时候，都要求必须使用规范用语。而除此之外的时候，我们就整天站在安全岛上，打‘哑语’。”索朗笑着说。

索朗长得并不漂亮，脸庞带着高原特有的红紫，略显粗糙，远不似内地城市女孩小家碧玉，温柔婉约。但索朗看着很干练，一身海兰色警服，肩上的警徽在高原的阳光下熠熠生辉，白色警帽下，一双眸子显得特别明亮，带着高原雪山的亮泽。

她的脸上画了淡淡的妆，很得体。索朗说这是队里的要求，为的是保持女子交警队的良好形象。 “我们这一行其实最不适合女孩子。女孩子都爱美，都希望拥有白皙的皮肤，而干我们这一行，却不得不天天站在这里日晒雨淋，一站就是五个小时，很枯燥。有时夜里还得骑着摩托车巡逻。有时想想真是挺厌倦的。”索朗说。 但是牢骚归牢骚，索朗并不后悔选择这个职业。“我们这个职业还是挺受尊敬的。领导经常看望我们，认为我们是这座城市，乃至整个自治区的骄傲和荣耀。”

女子交警队成立于两年前，作为学习济南交警的一个行动。交警队主要担负拉萨市政府门前的交通维持。索朗说领导把这样重要的岗位交给女子交警队，足见对她们的重视。她们现在一个月能挣上1，070元，在当地只能算是中等收入，但比起她的男同事来说，还是要稍高一些。

索朗的中学和大学学业都是在内地完成的，她先是考入了浙江省的西藏中学，而后又考入了当地的一所警校，学的是外事。内地的学习经历显然大大开阔了索朗的眼界，她说有机会她还想到内地的大学继续深造。 “我现在业余时间还在学习计算机和英语。我想争取能考上研究生，到内地继续进修。毕竟内地的教学质量要比这儿高很多，学习的环境也更好一点。我有时还梦想有机会出国去看一看。”

因为忙着工作和学习，索朗现在还没有男朋友。她说，如果要找男友的话，还是会选择在藏族中找。“从来没有想过男友是个汉族。只是潜意识中本能的排除了这种可能。还是藏族找藏族可能更好一点，虽然现在藏汉通婚的也挺多的。藏族和藏族能更好地沟通，毕竟生活习惯，思维方式都差不多，能更好的理解对方。”索朗说。

其实，索朗只是众多活跃在西藏各条战线上的杰出的和平凡的女性之一，次仁吉，自治区妇联主席介绍说，西藏的妇女正在西藏的经济建设、政治生活和文化教育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较解放前旧西藏“勿予妇女讨论国事之权”、“奴隶与妇女不许参与军政事宜”，西藏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旧西藏是一个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妇女的地位非常低贱。通行数百年的旧西藏《十三法典》、《十六法典》将人分成三等九级，其中妇女被列为低等级的人，尤其是占当时妇女人口95%的女农奴和女奴隶挣扎在社会最底层，谈不上生存权和人身自由，更无政治权利可言。西藏妇女完全被剥夺了参政议政和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劳动妇女在社会生活、婚姻家庭以及宗教生活等方面受到各种歧视，身心健康得不到保证。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特别是1959年实行民主改革后，西藏妇女才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在社会和家庭生活等各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在中央政府和自治区治订的法律、法规中，都对妇女的权利做了明确的规定。中国宪法规定的“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培养和选拔女干部，”“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等，不仅如此，西藏妇女还享受比中国其他省区妇女更为优惠的政策。从1965年至今，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自治区人民政府陆续制定了10多种与保护妇女权益相关的法规和条例，把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视作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随着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加快，西藏妇女参政日益广泛，议政水平不断提高。到1999年底，全区女干部占干部总数的31%；广大妇女受教育程度和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到1999年底，全区有在校女大学生1342人，占在校学生总数的38.93%；适龄女童入学率达到71.32%。次仁主席说，随着妇女自身素质的提高和经济收入的增长，妇女的家庭地位也不断提高，妇女的人身、财产权利得到进一步落实。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权益进一步得到保障。

在西藏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女性，像第一位登上珠峰的潘多，全国十杰中小学教师达珍，自治区第一代女藏医德吉卓嘎等等。

德吉卓嘎，今年55岁，德吉现在是拉萨市藏医院的副主任医师，主治心血管疾病，从医已有38年了。

德吉说有两个人影响了她对职业的选择。“一个是我的叔叔，解放前就是个医生，他让我懂得了治病救人是一种快乐。”“另一位，则是我的母亲。母亲非常善良，当她看到别人因为没钱治病而痛苦的时候，她自己也很难受。解放前，西藏的医生很少，很多人生病得不到治疗，母亲很希望我成为一名医生，治病救人，积德行善。”

在解放前的西藏，医生对于女性来说是禁区，很少有女性从事这个职业。随着西藏的和平解放，人们的观念才逐步有所改善。德吉在解放后进了藏医学院学习藏医，当时班上一共40人。有10多位是女生。这些人作为西藏历史上第一批女医生，至今仍然活跃在西藏的各条医疗战线。

当德吉她们从医的时候，医生相对来说，还是很少。西藏在解放后相当一段时期，看病是免费的，所以当她们到农牧区去给病人看病的时候，还是很受欢迎，也不存在看不起女医生的情况。

“记得我第一次下乡看病的时候，有一次村里锅炉爆炸了，我当时正在田里干活，二十来岁，刚开始给人看病。就看到人们都跑过去看，我当时吓得真是腿都发抖，想象着是怎样一幅血肉模糊的场景，脑子中甚至出现了很多断胳膊断腿。当时对自己的医术一点把握都没有，唯恐作为一名医生而应付不了场面。我当时就扔下镰刀，飞奔到了一个厕所，躲到了里面。等了好半天，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才走出来，到事故现场去。到了那儿，才发现伤者都只是擦破了一点皮肉，无伤大碍。” 从那一次经历以后，德吉就立志要好好学习，她认为做医生就要对病人的生命负责，不能有半点闪失，“也就是在那段时期，我开始接触一点西医，因为借助西医先进的仪器设备，能够更好的帮助自己诊断。”

德吉说藏医是一们博大精深的学问，“四部医典”是老祖宗几千年来诊断治疗的总结，有上万例临床病例作为佐证，是科学。但是藏医的望闻问切，更多的是靠经验来判断，而借助西医，能够用数据来证明自己的判断。总之藏医，西医各有所长，相辅相成。

她的女儿就是学习西医的，现在在自治区人民医院，主治呼吸系统疾病。“女儿一开始看不起藏医，觉得它是迷信，觉得西医才是真正的科学。我们常常在饭桌上辩论。我常说她还年轻，年轻人阅历少，容易张狂，很多东西需要学习，藏医同样是一门科学，很多病西医看不了，而藏医却有独特的治疗方法可以治愈，因此决不可以轻视藏医。”现在女儿也开始慢慢接受藏医的理论了，并且开始在治疗过程中运用一些藏医的手段，并且觉得藏医在治疗像哮喘，支气管炎等慢性病时确有独到的疗效。

德吉说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一个儿子在银行工作，丈夫也是一名藏医。说起她的丈夫时，德吉面带骄傲的神色。“事实上他是我大学时的老师。”德吉说。师生恋，即使是在如今开放的内地大城市也是颇为现代，前卫的事情，何况在二十多年的西藏。“一开始，确实也有很大的压力。周围的舆论，亲戚朋友的劝解，两个人在一起需要承受很多额外的东西。但是我们两始终坚定信念，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只要两个人真心真意，就能克服一切。”

“最幸运的是双方的家庭都十分的支持我们。最终我们走到了一起。现在我很知足。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很少吵过架，能够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我很幸福，也很幸运。”德吉的月收入有3000多元，在当地是很不错的收入。德吉说她平均一天要看十多个病人，最多的时候达到40多个。

“我对现在的工作很满意，也希望给病人多多帮助。”德吉说。

有意思的是几天后，记者来到了藏东的林芝地区，遇到了另一位德吉。德吉从拉萨来到林芝地区的巴结村已有3年了。这个村子在整个西藏都很有名气，被誉为“汽车村”，因为全村每户人家都至少拥有一辆运输车或拖拉机。村子靠运输致富，生活要比林芝其他地方要富裕。

德吉来巴结村可不是来跑运输的。她是村子里27个孩子的灵魂工程师。采访德吉的时候，她正在给孩子们上课。一间15平米左右的教室里，端坐着三排共15个七八岁的孩子。德吉手执教鞭，正在叫孩子们藏语词汇。每念一遍，底下有两排孩子就大声地跟着念一遍。另外一排的孩子则自顾自地写字。

23岁的德吉告诉我们，这15个孩子是混合教学，也就是说，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孩子是在同一间教室里上课的。当二年级的孩子上课时，一年级的孩子就开始做作业，反之亦然。

德吉说这里的教学和西藏其他地区一样，采用双语教学：藏语和汉语。学生上课是免学费的，只要付一年15-25元的书本费。整个村子就德吉一位老师。除了这15个学生外，她还负责12个年龄稍小的学龄前的教育。什么都教，数学，语文，自然，体育，音乐，忙得不亦乐乎。

事实上，这个学校并不是一所完全小学，德吉只负责教他们到二年级。学生完成两

年的学习，就得到离村子5.5公里的八一镇上继续学业。

可能是因为家是在拉萨这座大城市的原因，所以德吉的见识和生活习惯显得比村子里的人要现代一些 -- 穿着绯红色毛衣，底下是一条洋昵的格子裙，脚上穿一双黑色半高跟鞋。打扮入时，充满了活力。

德吉说她毕业于拉萨师范大学，因为当初是在八一镇考出去的，按照地方的规定，毕业以后还是得回到镇上。“我们班上好多同学都是这样的，所以也没什么遗憾的。虽然村子里条件差一点，但是村里人对我也挺照顾的，时间长了，生活也挺习惯的。况且每个月都可以回家一趟，”德吉说。 德吉每天得从早上9：30工作到晚上6：00，她觉得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些天真的孩子，还是觉得付出挺值得的。天天和他们在一起，自己也觉得年轻了很多，”德吉笑着注视着在操场上相互追逐嬉戏的孩子们。

空余下来，德吉也爱看电视，看看《读者》，《青年文摘》之类的杂志。德吉去年结了婚，他爱人在镇上工商局工作，一到周末，德吉就赶到丈夫那儿团聚。“我们有时去逛街，去游乐场，有时也去蹦迪。”德吉说。 虽然生活也挺安宁，但德吉还是希望能够走出村子去外面的世界看看。“我刚刚才报考了成人函授，有机会的话还想去读研究生，能够到内地去走走，去见识见识。”德吉说。

从没有到过内地的她说，最希望去的城市是上海。“因为那座城市很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