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世纪来，油画这个来自西方的艺术形式，在中国生根开花并结出丰硕的果实。
400多年前传入中国
158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他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也让中国人首次见到了西方油画。
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在18世纪初期来华，此后50余年在中国从事绘画，是为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服务的宫廷画师。他创作了大量的油画作品，但这些作品属于宫廷内部的奢侈品，无法对民间产生影响。
19世纪，“外销画”在广州、澳门等地风靡一时，涌现出一批本土的“外销画”画师。“外销画”指的是用西方的绘画技法绘制，并销售到西方各国的绘画作品，以油画和水彩画技法为主，题材多表现珠江三角洲一带的风景、建筑和人物。外销画的作者是接受了西方画家技艺传授的中国画家，其中以关乔昌兄弟成就最高，最具影响力。
当时来华的外国油画家很多，最有代表性的是乔治·钱纳利，他曾师从英国著名画家雷诺兹，18岁进入英国皇家美术学院。1825年乔治·钱纳利迁居澳门，他极大地促进了中西绘画的交流。关乔昌就是他的得意弟子之一，关乔昌很擅于油画肖像，虽然作品个性不甚鲜明，但技法非常精湛。现代研究者普遍认为他是中国最早的，成就较高的油画家。
20世纪初，李铁夫、徐悲鸿等一批海归画家也把西洋的油画艺术带回祖国。
李铁夫16岁到美国，随后即转到加拿大，入校学画九年。在此期间，曾获奥灵顿美术学院油画比赛冠军，并被授予奖学金，享有殊荣。1896年，他离开加拿大，回到美国，师从美国画坛名匠威廉·切斯和约翰·萨金特，得到大师的真传。1930年，李铁夫结束了40多年的异国生活，回到中国。李铁夫对油画的材料技法的掌握和造型构图能力等诸方面，都与美国的一流画家不相上下。他的艺术造诣得到广泛认可，孙中山曾称誉他为“东亚画坛第一巨擘”。
中国早期的油画家已经掌握了油画的绘画技巧，然而，他们学画的目的主要是商业的需要和个人兴趣，观众也主要是西方人。关乔昌的作品全部流向欧洲；李铁夫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国外。
在他们之后崛起的一批青年画家则对当时中国画的逐渐衰落深有认识，立志用西画来改造中国画。徐悲鸿就是这种思想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的一生都在致力于用写实主义改造传统的中国画，并在油画领域和学院油画教育方面贡献卓著。
徐悲鸿1919年留学法国，后又转往德国、比利时研习素描和油画，并研究西方美术史。1927年回国后，先后任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1949年后，任首届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等职。徐悲鸿坚持写实主义艺术道路，创作了《田横五百士》、《箫声》、《徯我后》等一系列历史题材作品，这些作品主要是歌颂“民族气节”或者是表现民众“期待明主”的强烈愿望。尽管他的油画作品多取材于中国历史，但艺术表现上仍是纯正的法国气派。徐悲鸿在中国油画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最近60年开始中国化
中国油画的民族化进程可以说经历了审美的民族化和革命现实主义两个时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油画因善于表现现实题材并且适合巨幅创作而被高度重视。徐悲鸿倡导的写实主义在这一时期有了用武之地，用写实的手法、浪漫主义的激情来表现英雄形象和重大历史场面是当时的迫切需要。
为此，政府选派了部分青年油画家赴苏联学习，不久又聘请苏联油画家马克西莫夫来华举办油画高级研修班，这些学员毕业后很快成为油画创作的骨干，一批表现抗日战争和新中国生产建设的大幅油画诞生。罗工柳的《地道战》和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是代表性作品。苏联的革命现实主义画风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中国油画。
通过出国留学和引进外国专家开办高研班，中国油画的技术问题得到了解决，接下来的任务是从审美到油画社会功能的民族化转变。许多年轻画家到中国西南、西北地区采风、学习、创作，汲取中国传统的绘画语言，以此来寻找西方油画与中国传统画的结合点。油画家们基本上达成一个共识，那就是要使油画符合民族的审美习惯。这些习惯表现在很多方面：色彩方面，中国人喜欢简单明快的具有装饰效果的固有色，不习惯于变幻莫测的复合色；在形象上喜欢正面直接的表现主要人物，不喜欢在人的脸部使用太多的光影……
董希文是众多为之努力的画家中的一位成功者，一幅《开国大典》使他成为中国油画史上的里程碑式画家。
在《开国大典》中，他大胆地对油画进行了民族化改造。在构图上，他借鉴了中国山水画的技法，大胆取舍，把毛泽东主席右侧的一根大红柱子删掉。又采用“深远法”使天安门城楼下面的群众与城楼上面的领导之间连成一体，并形成远近对比。色彩上，董希文运用了传统的中国色彩，大面积朱红色的柱子、地毯和红灯给画面定下了主调，飘扬的彩旗和怒放的鲜花再配以蓝天白云，喜庆的气氛油然而生。如果按照欧洲油画的标准来衡量，这幅作品的色彩显然不够含蓄厚重，然而当时却得到了徐悲鸿等前辈画家的高度评价，一致认为是油画民族化的一个关键性突破。
“文革”时期的中国油画在色彩上转为“红光亮”（即多用红色、亮色、追求闪闪发光的效果），在形象上强调“高大全”。其中也不乏出色之作，刘春华的《毛主席去安源》(1967)就成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样板绘画，红遍全国。这幅油画作品1995年被嘉德拍卖公司以605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拍出，创下当时中国油画的拍卖纪录。
乡土写实艺术兴起
上世纪70年代末，画家们开始把视角转移到身边的现实生活中来，用超级写实的技法表现乡土题材。罗中立的《父亲》和陈丹青的《西藏组画》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
罗中立1978年考入四川美院油画系，二年级时以一幅超级写实主义作品《父亲》一举成名，这件作品获得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油画《父亲》以纪念碑式的宏伟构图、巨幅尺寸，刻画了一个普通的农民。“超级写实”手法的运用，加强了形象的真实感，一位满脸沧桑任劳任怨的“父亲”呼之欲出，与“文革”时期的英雄形象迥然不同，画家充满了人性关怀，满含深情地刻画出中国农民的典型形象，也深深打动了无数中国人。《父亲》把中国油画带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走向了写实的艺术高峰，作品内容也更多体现了关注民生的思想内涵。
陈丹青研究生毕业时创作的《西藏组画》与《父亲》并称为中国当代美术史的里程碑式作品。为创作这组作品，他曾两度进入藏区体验生活，历经寒暑，付出无数艰辛。《西藏组画》一共六幅，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没有概念化地描绘藏民的生活，而是用一种平实的眼光看待藏民的日常状态，把藏民朴实、平凡的形象和藏民生活的细枝末节呈现出来。这些平凡的、带有乡土气息的景观和人物，让看惯了“红光亮”、“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中国人激动不已。
在《父亲》和《西藏组画》获得评论界认同后，中国油画的乡土写实艺术之风大盛，一时间运用超级写实手法表现乡土题材成为当时风尚。
多元格局形成
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的重大历史转折，也给艺术带来更为快速而多样化的发展。逐渐引入的西方的哲学和美学思想对中国的油画家也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中国油画开始进入激情与理性并重、颠覆与重建的试验性时期。
油画家们在对技术熟练和再现现实（主要指写实绘画）厌倦之后，热衷于油画的表现性探索，通过画面的情节、色彩、形象等阐释画家个人的内心世界亦或是一个特定群体的思想情感。新时期的画家开始积极求新求变，造型上大胆夸张变形，色彩也很具个性，作品反映当代人的生活状态和复杂的心理。如张群、孟禄丁《在新时代——亚当夏娃的启示》，画面充满困惑，具有当时流行的象征主义味道；方力钧的“大头系列”作品，用调侃的画面反映现代社会快节奏、高压力下人的无端郁闷和无聊情绪。1990年代是中国油画史最活跃的10年，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新生代、艳俗艺术、新表现主义等油画风格层出不穷。
踏入21世纪之后，中国油画更呈现出多元并存、百花齐放的局面。当代的油画家在苦苦寻求东方与西方、古典与现代的融汇，寻找理性与感性、科学与艺术的黄金分割点，正在创造着具有时代精神、地方色彩、个性特征的中国油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