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来文字

小妖精和水仙子：我的三个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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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我3岁了，不知道这年有什么特殊意义。

2008年，我33岁了，蓦然回首,自己与中国一路走过30年。30年不长也不短，变化和回忆在眼前一一交替出现。

1978年的某个黄昏，3岁的我应当是穿着花衣裳，梳着黑溜溜的小辫子，牵着弟弟到晒坝那儿耍去了。天下大雨打起雷来了，我会告诉弟弟别哭别怕，二姐会保护他。晚上，一家人搬出躺椅和凉床摇着大蒲扇在院子里歇凉。爸爸和我们“一起来开故事会，你讲黄继光，我讲董存瑞”。暗黑的夜里，煤油灯的亮光映在墙上，我的影子变得异样的大，一晃一晃地就把我晃大了。

1988年的某个中午，13岁的我穿着妈妈新给我扯的粉红色的确良衬衣，脑后拖着长长的黑色辫子急匆匆地去上课了。班主任是爸爸的同事，是个大脑袋小眼睛，说话慢条斯理的“老夫子”。上他的语文课我最不感兴趣，不是教得不好，而是后面的男同学更吸引我。我们一来二去地传着纸条，写的些什么已不重要了。吃完晚饭，趴在抽屉前一边照镜子一边做完了作业。照例忘不了看香港电视剧《京华春梦》或者台湾片《珍珠传奇》，虽然只是台14寸的黑白电视，但对我们，却是世上最高级的东西。接下来，我和双胞胎姐姐琴琴躺在大床上，在那白纱帐和红丝绸的被子里，叽叽喳喳地说话。静谧而温暖的夜里，我一抬头，隔着帐子，爸爸笔挺的中山装晾在绳索上，仿佛是一个人正注视着我。

1998年的某个中午，23岁的我，已经在上海了。在南京路上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我和琴琴拎着大包小包走进了哈根达斯，来了一份冰淇淋火锅，坐在二楼的玻璃窗前，看街上芸芸众生和五花八门的广告招牌，恍若梦中。在外滩的万国建筑间逗留到日渐西斜，我们才悠哉游哉地挤上了电车。斜阳余晖中，琴琴穿着件水红色的大衣，酒井法子式的齐肩碎发映衬着她娇俏而白净的面孔。下了车，在我们的身边，走过去一个浓妆艳抹染着金黄头发的发廊妹，走过来一个穿着灰夹克腰夹着一箱光碟的盗版商，商场里的大音响在高声放着刘德华版的《上海滩》。

2008年，是中国灾难与荣耀交融的一年。在为年初的雪灾悬心、为“5·12”汶川大地震揪心、为奥运会的51枚金牌开心、为神七的问天而舒心,也为正在泛滥的全球金融风暴担心。留着红棕色短卷发，穿着美国的牛仔裤和法国牌子的浅蓝色上衣，33岁的我坐在广州办公室的笔记本电脑前，再一次欣赏着电脑桌面，这是我6月在香港半岛酒店的房内隔着玻璃拍下来的，珍藏至今。QQ上又有媒体人发来最新的咨询，我热爱摄影的旧同事签名变成了“今天起在甘肃、内蒙古一带创作”，时髦的老领导，签名也改了“乱世藏‘金'”。隔着玻璃隔板我看到茶几上小小的盆栽，青青的叶子们挤在一起，没有风自然也没有摇摆，安静的，一动不动的群体立在哪儿，陪着我们。

2018年，我将43岁，那个时候我会在哪儿？做着什么？

网友评论：

沉冰：欣赏佳作，拜读美文，支持朋友。

新浪网友：看似写自己30年的变化，其实细腻地描绘了这个国家三个十年的印象。

黄安年：美国金融霸权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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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至今秋愈演愈烈，很可能要结束二战后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美国金融霸主时代。

1991年苏联解体后，两极时代结束，美国企图独霸全球的野心膨胀。到了小布什总统当政的8年，奉行与多极化趋势背道而驰的单边主义达到了顶点。“大炮”加“黄油”使美国不仅用光了克林顿执政时期的全部财政预算节余，而且财政赤字创历史新高。

上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沦为债务国。1987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并没认真整顿金融不良资产和体制，经过华尔街精心设计的金融衍生工具的包装，其债务越滚越大，高达54万亿，高于其GDP3倍，等于平均美国每人承担18万美元的债务。这样一个华尔街层层包装的金融泡沫，资金链一旦断裂，必将形成骨牌效应。9月以来，危机已经席卷全球，美国政客想让纳税人和外国债权人买单，纳税人不买帐，债权人反应冷淡，华尔街无力自救，各国忙于自救。在金融风暴中损失较少、立足实体经济和内需发展的新兴国家，经过这场风暴的洗礼，为国际多极化趋势增添了新的活力。美国金融霸主地位的终结，国际金融多极化趋势，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即使美国金融霸主地位的终结，也不意味着美国的最终衰落，在迄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依然是最具活力的大国，危机还有希望转机。这只是一次国际格局和洗牌的重新调整。

网友评论：

团团圆圆：我总觉得这场全球金融危机，最终受害最深的不是华尔街，而是那些缺乏抵御风浪能力发展中国家。

垓未：美国难逃此劫，中国没必要为之买单。

洪烛：麦芽糖到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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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恰恰伴随着国家贫困的年代。那时的欢乐，在今天看来是极其平淡、有限的欢乐。但当时并没觉得缺乏雨水，缺乏充足的光照。

那时候最盼望的是过年。过年意味着收获：新棉袄的衣兜会揣上一只塞满崭新的角票和锃亮的硬币的纸钱包。压岁钱使我一夜之间成为小小的富翁。

开学后，各所小学校的门口都有卖零食的摊贩聚集，专门诱惑小学生。也有沿街三三两两的退休老头老太，两膝中间放一只带顶盖的大竹编篮子，隔成许多空格，分门别类地摆满炒葵瓜子、五香花生米、糖炒粟子、橄榄、蜜饯果脯之类。我至今仍记得，一分钱能买七颗上海的五香桂皮豆。有一种叫巧酸梅的，因外裹盐粒，含在口中先是感到咸涩，五分钟后其酸无比，令人皱眉作痛苦状，随着唾液的分泌和冲淡，回光返照般出现了浓郁的甜味。这堪称对人的味觉的调戏。

那时候塑料袋尚是奢侈品，卖零食的地摊上，大多搁一叠拆散的旧书页或裁成小方块的废报纸。买一角钱的话，摊贩会把纸卷成三角形、漏斗状，装入食品后再轻巧地封顶。经常见到梳羊角辫的女生三五成群，人手一纸袋奶油瓜子，边走边嗑，把壳吐向风中。后来出现了糖纸绘有金鱼吐泡沫图案的泡泡糖。小女生们又迷上了。常见她们一个接一个腮帮鼓得溜圆，吹出小气球般的大白泡泡。

漫长的夏天，校门口卖冷饮的摊点，应运而生。老太太坐在树荫下守着一只刷过白漆、覆盖棉被的大木箱，手持小木板在箱盖上脆脆生地敲击着：“冰棒马头牌！马头牌冰棒！”赤豆冰棒和桔汁冰棒，四分钱一根，奶油冰棒则五分钱。那时候喝一回汽水是很贵族的，三毛钱一瓶的桔子汽水，对于怀揣叮响的硬币的学童来说，无异于今天的人头马洋酒。

长干桥头有浙江来的农民卖爆米花，把生米（或黄豆、玉米）掺一匙糖精密封进带手轮的圆柱形黑铁罐里，在带手工抽风机的炉火上反复转动、加温。“轰”地爆炸声，白花花的爆米花倾泻在预备好的大竹筐里。爆米花的火罐，是深入我童年记忆的机器。我曾经像印第安人围观美国西部试运行的小火车一样，讶异地关注着它们。

走街串巷的收破烂的货郎，很聪明，他们兼卖麦芽糖，糖筐在扁担的另一头挑着。听到手摇的铜铃声，孩子们会从家的各个角落搜罗一些牙膏锡皮、罐头瓶子甚至废铜丝之类。戴草帽的货郎瞥一眼我们双手呈上的旧物，用眼神掂量和估价后，极吝啬地用小锤和铁片从大如锅盖的金黄麦芽糖边缘啪一声敲击窄窄的一条。

童年的零食，曾唤起孩子们巨大热情的零食，却都已遥远了。小学毕业，父亲出差从北京回来，捎给我一块铅笔盒大小的进口巧克力。剥开耀眼的锡箔，我在这陌生的食品上留下牙印，溶化了的巧克力如同电流穿过我的口腔。

随着第一块巧克力的出现，我的童年也就结束了。未来的孩子们的童年，是用巧克力铺垫的。

网友评论：

季璇：点点滴滴都记录着社会变迁，每一件小事又那样铭刻在心，记忆一份珍贵的财富！

红土：读来特亲切，感觉又回到童年。对小时候的彩色豆粒糖最感兴趣啦。

王汉森：别把“钱学森堂侄”当成钱永健的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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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8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美籍华裔科学家钱永健等3位美国科学家获得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国内诸多媒体对此纷纷作了报道。

笔者注意到，国内很多新闻报道标题中钱永健名字之前均出现了“钱学森堂侄”的字样。有的干脆省去“钱永健”三字，直呼其为钱学森堂侄。比如，网易新闻中心报道的标题“钱学森堂侄等3名美科学家获诺贝尔化学奖”。

按血统和辈分，钱学森是钱永健的堂叔，这是不争的事实。新闻报道为了让国内读者更多地了解钱永健，行文中简略介绍他们的叔侄关系，倒也无可厚非。可是，真的有必要像有些媒体那样，将这种血缘关系在标题里用醒目的字眼大肆渲染吗？！

钱氏一门之所以人才辈出，虽然有得益于家族传承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应该是个人的奋斗。钱学森和钱永健，都是卓有成就的科学家。两位先生虽然身出同门，但他们事业的成功恐怕决无直接关系。由此，我推断，有些媒体在报道钱永健获诺奖消息时刻意突出他们的叔侄关系，是有违两位钱先生的意愿的。

岁月不饶人，后生更可畏。钱学森先生已经步入暮年，而钱永健则正值英年（1952年生）。我想，媒体应该借此次钱永健获诺奖的机会，多多向社会推介这位正值英年的钱先生。

网友评论：

clonedpig：因为这符合媒体和大众的审美——吸引眼球。

dummer：科学是无国界的，我们却习惯给科学家们找个祖国。如果没有祖国，那就找个堂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