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有聋儿

文图／本刊记者 张 桦

早上5点多，齐海涛、孙炳坤的妈妈就把熟睡的孩子从梦中叫醒，他们各自从北京的不同地方走向北京宣武培智学校。7点半，孩子们准时上课去了。当问及孩子们的事情时，她们都出乎意料地愿意袒露自己的心路历程。

辛永芝，齐海涛的妈妈：

希望孩子能上普通小学

我们家在北京房山区的一个小山沟里。孩子一周岁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听力有问题，我和孩子他爹带着他到中国聋儿康复中心检查。在等待结果的半个小时里，他闷头一口气抽了十几根烟。看到结果的时候，他比我哭得还痛。

听医生说，佩戴助听器能够补偿孩子的听力。我们看到了希望，心想，不管是打工挣钱，还是借债，一定要给孩子买上助听器。当时普通的助听器一副是6000多元。孩子爹就能先到单位借了3000元钱，让孩子先用上一只。

为了还债和给孩子早日买上另一只助听器，孩子爹到北京城里打工去了。我就向亲戚借钱买了六只绵羊，准备养大了好换钱。我们家住在山坡上，每天早上我在孩子没有醒的时候，悄悄地把屋里所有的电源拔掉，锁上门。然后把绵羊轰上山坡，下午再趁着孩子睡觉的时候，把羊追回来。每次当我快回家的时候，就远远地听到孩子“哇哇”的哭声 ，看着孩子扒着门栓哭成泪人的样子，我的心揪的呀……以后，我干脆带着孩子一起放羊。常常是又追羊，又追孩子。 到了孩子两岁半的时候，我们终于给孩子佩上了另一个助听器。回到家，我们就敲锅敲碗，只要能发声的都敲，就是想试试孩子有没有听力。有一天，孩子有反应了，我们俩抱起孩子使劲地亲。

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我们觉得应该让孩子像正常人一样学说话。这样，我们在北京北四环的中国聋儿康复研究所附近租房子住下，为的就是让孩子接受这里的语言训练。但是每月800元的租金，我们只支撑了两个月，就坚持不下去了。

因为助听器能让孩子听到声音，所以，海涛对助听器特别小心。在外面玩，赶上下雨没有雨伞的时候，他就会紧紧捂着耳朵，或者用衣服盖着脑袋不让雨淋着它。

孩子5岁的时候，经人推荐来到了北京宣武培智学校。我们发现他变得越来越懂事了，不像以前在家的时候不给他喜欢的东西就打滚。

我特别喜欢家里多来人，因为孩子光看我的口型怎么行，来的人多，可以更多地看别人的口型。他眼里特别有活儿，我要干什么，他都知道。我择菜，他会拿凳子让我坐，我炒菜，他就递来盘子。来客人的时候帮着倒水、拿好吃的，以前抠门儿霸道，现在知道好东西大家共同分享。

我希望他语言康复得再好点，能上普通小学。一想到孩子的将来，我就犯愁，不知道他能干什么。我一直在观察他有什么特长，想让他上个绘画班什么的，将来能靠本事吃饭。但是那还远，现在，最重要的是能让他随班就读，多学点知识。

彭燕，孙炳坤的妈妈：

要挣钱给孩子装耳蜗

我刚开始知道孩子耳聋的时候，真是急得有病乱投医，听见谁说哪个地方能让孩子说话，我立马二话不说抱着孩子就去。北京各个地方的聋儿康复点我几乎跑遍了。我的老家是河南驻马店的，为了让孩子能够早日康复，我们才来到北京打工。

去年，我学会了上网，为的是看看网上有没有对聋儿有帮助的好消息，我看到一个叫王永庆的台湾人免费给北京600个孩子做25万的人工耳蜗，我马上就把孙炳坤的情况报上去，但是至今没有消息。

我觉得聋孩子必须让他自立，因为家长不能跟他一辈子啊。所以，孙炳坤在家的时候，我有空就教他学说话。但是他的听力太差，想说的话说不出来，我们说的话他也不能完全听懂。有时，他还问我为什么听不懂？抱着头蹲在地上不吭声。医生说，像他这样重度耳聋，最好是做人工耳蜗。但是这个费用对于我们这样收入的人来讲实在是太昂贵了。怎么办呢？眼看着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我很烦躁。我从网上查到北京有个陶然小学，老师是经过特殊教育训练的，聋儿在这里可以被安排到前排坐，便于他们的学习。

我妈说我30岁才出头怎么皱纹那么多，老得那么快。我说，能不老吗？因为心理压力大啊。有时回家不想让妈妈看到我内心的痛苦，我吃饭时和就故意跟妈妈抢着吃。为的是不让老人家看到我难受的样子。 孩子的奶奶劝我再要一个孩子，我说不要了，我把这个孩子好好带大就行了。我要负责他一辈子。你看有两个小狗，一个在地上趴着，一个在你跟前撒欢。你肯定喜欢撒欢的。但是，我不要那个撒欢的，我要那个趴在地上的，我一定要让那个趴在地上的站起来。让孩子长大、自立，我怕孩子长大了说我：“老妈，你怎么给我生得耳聋啊。”

给孩子做人工耳蜗是我坚持不懈的希望，医生说孩子的听力康复在3－7岁时是最佳时间，我的孩子已经快6岁了。我要挣钱，哪怕孩子长到十几岁、二十几岁，我才能挣到做人工耳蜗手术的钱，我也要坚持。

只要坚持，孩子就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