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掉的记忆 化不开的浓情

文 / 本刊记者 张 桦

在张彦安静的寓所里，听他平静地叙述《今日中国》杂志的经典故事，眼前似乎浮现出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前辈的身影，空气中似乎也流淌着老人家沉静中涌动的激情。

1957年春天，时任新中国第一本对外刊物《人民中国》副总编辑的张彦突然接到通知，调任《中国建设》（1990年改刊名《今日中国》）杂志社编辑室主任主持工作，那一年他35岁。
“自此，我的命运就和宋庆龄所创办的这本对外刊物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与良师益友爱泼斯坦并肩工作几十年，这些成为我一生的幸运和幸福。”
“那时，杂志社在北京东皇城根一座过去王爷住过的四合院里。春天，院里两棵丁香树盛开，满园飘香。工作时，屋子里不断传出打字机的声音。休息时，有的在院子里打羽毛球，业余合唱队在丁香树下练歌……”
如今已经是85岁的张彦，精神依然矍铄，思维依然敏捷。这位《中国建设》原第一副总编，在他北京安静的寓所里，细述着半个世纪前有关《中国建设》的如歌往事。

两位卓越而传奇的老师

无疑，在这个新组建的具有国际化色彩的《中国建设》，最令张彦先生印象深刻的当属宋庆龄和爱泼斯坦，他尊称他们为老师而敬重有加。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传奇般的身世，更是因为他们伟大的品格和卓越的才华。
“宋庆龄有一个突出特点，她既是一个热忱的爱国者，又极富国际主义精神。她总是把中国置于世界进步范畴之内，希望自己的国家不仅分享世界进步的成果，同时也要尽力为之做出更大的贡献。”张彦充满深情地说：“对于宋庆龄这种‘中国现代化先驱’的特色，了解得最为透彻的大概莫过于同样经历丰富的周恩来了。因此在新中国诞生后不久，身为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便向宋庆龄建议，由她办一本杂志，向国外报道新中国的情况。宋庆龄欣然接受这个建议，并且亲自将杂志定名为《中国建设》。”
“密切联系读者，重视读者来信”是宋庆龄为杂志制订的方针之一，不仅如此，她本人还以身作则做出榜样。自《中国建设》创刊以来，直到1981年去世，宋庆龄除了为杂志撰写了大量重要文章以外，每期还要亲笔书写信封，给她在世界各地的几十位好友寄去杂志，并征求意见。这些幸运的收件人，无不把它视为珍贵的友谊象征。有的人把她亲笔写的信封作为“文物”保存起来，留作永久的纪念。
爱泼斯坦是另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爱泼斯坦两三岁时随着波兰革命者的父母，流亡到中国，那时正值中国国难当头，爱泼斯坦住在天津的租界。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爱泼斯坦，虽然受过西方教育，但是眼睛看到的却是中国人民遭受压迫的现实。正如爱泼斯坦自己所说，他是出生在波兰的犹太人，实际上他的感情是中国人的感情。
正因为这样的经历，爱泼斯坦自我评价说：“中国人一般由爱国主义走到国际主义，我却是由国际主义走到爱国主义。”
“这构成了爱泼斯坦身上别人所没有的特点：既是从世界的眼光看中国，又是站在中国的立场看世界，这是非常有利于对外传播工作的突出条件。”张彦说，爱泼斯坦正好与宋庆龄由爱国主义到国际主义的走向恰恰相反，但两人身上独有的双向看世界的理念决定了《中国建设》杂志作为架起世界人民了解与友谊的桥梁的与众不同的特质。这也直接影响到张彦的世界观。

编辑部里的故事

“1951年夏天，爱泼斯坦夫妇从美国乘船绕道欧洲登陆天津新港，然后乘火车回到北京前门车站。我代表《人民中国》和《中国建设》创始人之一陈翰笙先生一起去接他们，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爱泼斯坦，虽然我通过读他的精彩文章对他敬重已经好久了。当身材高大的邱茉莉和矮小的爱泼斯坦戴着草帽走下火车时，引来了月台上旅客普遍的关注目光。我把他们一直护送到羊市大街四合院宿舍住下，从此，我和他们成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好邻居。”张彦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爱泼斯坦的情景。爱泼斯坦的到来，可以被视为《中国建设》杂志的出版工作正式起步的标志。
《中国建设》创刊期间，条件十分简陋，由于当时印刷条件的限制，杂志的工作不得不分别在北京与上海两地进行。编辑部虽设在北京，但是印刷、出版、推广、发行工作留在上海，每当付印前夕，爱泼斯坦夫妇都不辞辛苦乘火车去上海看清样，幸好那时还只是双月刊。这种情况，直到1953年全部工作并归北京以后才告结束。
编辑部俨然是一个大家庭，气氛非常和谐。一到工间操时间，大家都出来做操、打球，到了中午还可以吃到食堂顾师傅为大家做的美餐。每期杂志的出版,就好似自己的孩子呱呱坠地。那时，人人都想把这本杂志办成受世界广大读者喜爱的刊物。
幸运的是这个温馨的画面，被漫画家捕捉到并生动地呈现在1957年1月为庆祝创刊5周年的封面上。漫画家们用夸张的艺术手法，把《中国建设》大院里的真实生活集中而又典型化地搬到纸上:最上端那位手持橄榄枝坐在飞机上为世界和平奔忙的，就是杂志的创始人宋庆龄；而院内外记者们忙碌采访的场景，则勾画出宁静的杂志社小院与沸腾的现实生活紧密相联!
无论何时重睹这张漫画，都不能不勾起张彦对当年大家庭的怀念。
除了工作之外，这个大家庭的业余文艺生活也非常轻松活泼。每逢节日联欢，各部门都有自编自演的节目。最受欢迎的保留节目有：“芭蕾舞天鹅湖片断”、“举重冠军”、“走钢丝”。由于所有的节目都是以夸张的假动作来进行表演，主要演员包括一高一矮的爱泼斯坦夫妇和娇小轻飘如燕的华侨张巧裳，一举一动无不令人捧腹叫绝。

浓烈的眷恋和使命感

1989年，张彦在杂志社工作了30多年后离休。虽然已经离开工作岗位了，但是他认为自己无论生态和心态并无一点老迈感，他对新事物仍然容易敏感。为此，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表达了自己当时的真实感受：“东欧巨变时，柏林墙上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曾使我难眠，恨不得我也能在现场记录下这历史大转折的一刹那。我多想像往常一样，奔赴现场，去继续尽一个记者的天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其字里行间迸发着的火热激情触手可及。
对《今日中国》杂志那份天然的眷恋和使命感，使张彦割舍不下。每个月新出刊的杂志，张彦都会浏览一遍。从杂志版面上的变化，他看到了杂志的进步和存在的某些问题。尤其是最近几年《今日中国》杂志在“本土化”道路上的运作模式，令他看到这本有着55年历史的杂志在未来发展的方向和希望。他认为，“本土化”有利于杂志更加直接地服务于世界各地区的读者。为此，他还积极建议《今日中国》杂志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语文版，以使其在世界的更多地区发挥作用。
“如今《今日中国》杂志临届它55周年大庆时，已经成为有如此长足发展和影响的世界性刊物，而且开拓了在国外广泛设点的康庄大道。我祝福它随着我们国家的繁荣富强，与时俱进。” 老人对杂志寄予深切的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