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征农：而今百岁从头迈
文/吴志菲
生于1904年的革命老人夏征农迈过百岁门槛之后，与夫人方尼相约，活过2008岁，亲眼看看在中国举办奥运会的盛况。到那时，夏老就是104岁的人了！
南昌起义的亲历者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那清脆的枪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从此有了自己的革命武装队伍。如今，参加南昌起义仍健在的仅4人，年过百岁的革命老人夏征农便是其中之一。对另外3位的情况，夏老非常清楚：“这些人我都认识，在南昌都见过。萧克将军，曾担任过国防部副部长；舒国藩，当时是江西省农民协会的主席；徐先兆，曾担任过《民国日报》的总编辑……”夏征农虽已年过百岁，但思维仍可称清晰，他记得那时自己的名字叫“夏正和”。
1927年初，受党组织的派遣，青年共产党员夏正和来到江西新建县（今丰城），同农民协会会员一起，改组了新建县国民党党部，将新建县控制在共产党手中。
7月27日，夏正和接受了党组织要求他参加起义的任务，并把已经派到农村的各个工作组召回来加入起义部队。
南昌起义爆发当天，夏正和组织农民参加运输物资，还奉命在昌北的牛行车站附近挖战壕和工事，准备阻击九江来的敌人援军。第2天，夏正和参加了起义军在皇殿侧召开的庆祝大会。5日，当夏正和从新建县农村赶回南昌时，起义部队已经南撤。
“我就同另外两位党员一起去追赶部队，到清江（今樟树）时才知道部队已走远。那时南昌已经被敌人重新占领，我们就绕道德安搭乘火车到九江，再转乘轮船到上海寻找党组织。”
夏老回忆着。
“左联”后期有个“夏征农”
如今，在上海市虹口区多伦路上，有一幢20年代初期建造的三层西洋楼房，大门旁挂有由夏老题写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旧址纪念馆"的门匾。
1927年8月中旬，夏正和在上海找到了党组织，经复旦大学文科主任陈望道先生的帮助，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并于次年担任复旦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那时，夏正和与同学们办过《青鸟》杂志和壁报，那时起，夏正和取了个笔名叫“夏征农”，以后这个笔名竟取代了本名“夏正和”。
1929年8月，夏征农在组织复旦学生参加上海闸北区委组织的一次集会时被捕。夏征农被判刑一年，与彭湃等人一同被关押在龙华监狱。1930年底夏征农出狱后，先后任闸北区团委宣传部长、江苏省团委秘书，并在半公开的《海上青年》杂志工作，期间他还翻译了史沫特莱的《苏区见闻》等报告文学。
1933年初，夏征农经彭柏山介绍参加了“中国左冀作家联盟”。在“左联”工作期间，夏征农受上级委派，前往各高校帮助大学生文艺团体开展进步演出活动。此外，夏征农还参加了《春光》、《读书生活》等进步杂志的编辑工作。
1934年夏，国民党对上海的文化界开始大扫荡，柔石、殷夫以及《申报》总编史量才等多位“左联”会员先后遭到杀害。尽管鲁迅先生当时遭到特务通缉，但夏征农还是冒着危险每期都向鲁迅先生约稿，鲁迅就用"公汗"的笔名发表文章，稿费也由夏征农转寄给鲁迅。
夏征农成为“左联”后期领导人是在1936年夏，那时“左联”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还出版了《鲁迅研究》等著作，与后方的文化精英一起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
也曾亲历“皖南事变”
为了成立新四军，陈毅到了南昌并在南昌成立新四军办事处，中共东南分局也设在南昌。此时已回到南昌的夏征农在东南分局宣传部长黄道的帮助下，恢复了已脱离多年的组织关系。1938年，由于战争形势紧张，组织上调夏征农离开南昌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工作，以后又调入新四军政治部，先任统战部副部长，后任民运部长。也就是在这一任上，夏征农亲身经历了“皖南事变”。
1941年1月6日，9000余新四军战士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遭到8万余国民党精锐部队的伏击。经过7昼夜的激战，终因弹尽粮绝，除少数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当时，夏征农随叶挺军长一起乘着夜色向外突围，遭到敌人居高临下的炮轰，形势十分危急。就在那天晚上，夏征农丢失了一本珍贵的笔记本。“那是1938年1月，陈毅同志在南昌用两个半天的时间向我详细讲述南方3年游击战的情况。他希望我能把这段历史写成小说。”如今，夏老还对自己当年资料丢失而无法写书感到遗憾。
面对弹尽粮绝的残酷现实，叶挺决定前去与敌人谈判。夏征农等人都依依不舍地为军长送行。“第2天天亮时，满山遍野都是搜山的敌人，同时传来高音喇叭声：‘你们快出来投降吧，你们的军长已经被捕了……’接着，军部就遭到敌人密集炮火的扫射。于是，我带着7位战士突围到荒无人烟的大王坑山头上。担心人多太显眼，我让一个参谋带着两位同志先行转移，自己则率其他3位同志（其中一位是女机要员）白天靠采野果子充饥，晚上就露天宿营，好几次都与搜山的敌人擦肩而过。”夏老对那段历史记忆犹新。
夏征农顽强地坚持到第7个夜晚，等搜山的敌人撤退后，才平安下山，在民主人士和老百姓的保护下，化装成茶商和教会人员从芜湖登船转移到南京、上海，然后再从上海抵达江苏盐城的新四军军部。此后，夏征农担任粟裕师长的秘书并随军转战南北。自1941年8月开始，夏征农调离新四军1师，先后在各地任职。1948年8月调到华东局，济南解放后，夏征农任中共济南特别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50年任副书记。经过革命斗争的长期考验，凭借丰富的学识，新中国成立后的夏老长期主持思想宣传和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曾任复旦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后任上海市委常委、书记。
古稀之年担任《辞海》主编
在中国文化史上，夏征农的名字不仅因为他的革命文艺而闻名，更值得书写的是他从古稀之年至百岁寿龄担任《辞海》主编而传扬的文史佳话。
早在1965年，《辞海》未定稿在陈望道主持下出版。陈望道是夏征农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时的老师，他对夏征农影响很深。陈望道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也是第一个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的人。然而，陈望道主持出版的这部《辞海》未定稿在10年浩劫中却遭到“四人帮”部署的破坏性修订。
1978年10月，国家出版局向上海传达中宣部紧急指示，《辞海》必须在1979年国庆前出版。值此紧要关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夏征农毅然担起此重任，继舒新城、陈望道之后出任《辞海》第3任主编。
实事求是，尊重客观事实本身，是夏征农主编《辞海》最大的原则。刚毅果断的夏征农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原则上不顾反对派意见，一上任就作出了重大决策，编纂《辞海》必须以“未定稿”为基础，为《辞海》的编纂奠定了正确的方向。夏征农语重心长地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啊。”
1979年，在夏征农的主持下，新中国的首版《辞海》正式出版，此后又相继出版了1989年版、1999年版。1998年12月，年近百岁的夏老仍主持了新版《辞海》的出版。
据统计，《辞海》发行量逾600万部，还出版了1100多万卷分册。如果一本大型工具书的读者为3人，以1700多万部（册）计，《辞海》读者超过5000万。
20年里，《辞海》三易其版。每一版都推陈出新，从确立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到收录电子出版等高新科技词目，从白纸黑字线条图到五彩缤纷图文并茂，每一版都浸透着夏老的悉心关怀与指导。
除了担任《辞海》主编外，2002年，夏征农以98岁高龄再次出任中国第一部特大型综合性辞典《大辞海》的主编。《大辞海》篇幅是《辞海》的2.5倍，目前医药卫生卷、哲学卷、语言学卷和法学卷已经出版。
心胸开阔的健康老人
经历波澜起伏的人生，夏老始终能够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生活的磨难练就了他淡泊名利、豁达乐观的心态，这其实也就是他长寿的主要原因之一。夏征农曾经这样总结自己的养生之道：一是心胸开阔，二是生活有规律。
说起老伴的长寿之道，方尼这样说：“生活中我们常听到有人攀比，比方说‘当年我比他的级别高，现在他倒领导我来了’。征农从未说过这样的话。有人替他不服气时，他总是说：‘一切事物都是在变的，况且各有各的长短，各有各的机遇。就现在这样，我自己已经觉得名不副实了，人该有自知之明呀！’我认为这也是他健康长寿的主要原因之一。”
方尼戏称夏征农为“老体育迷”。体操、棋类、田径、排球、篮球、足球，他都饶有兴趣。20多年前，夏老每天清晨5时30分左右便打开收音机，一面听新闻一面在床上做操。还根据自身情况，下床洗漱散步后，做一套自编的健身体操，不管天冷天热刮风下雨，他都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