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大市”与“畜牧业强市”的合奏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是中国人最熟悉的草原景象。今天的鄂尔多斯，蓝蓝的天空，依旧苍茫；碧绿的原野，满目葱茏；只是许多地方风吹草低不见了牛羊。曾经大片大片消失的绿色，又一点一点复苏在这块饱经沧桑的土地上。
人们不禁要问，漫山遍野的绿色何以能重新出现在鄂尔多斯高原上？
1998年到2000年，鄂尔多斯市曾经连续三年大旱，“赤地千里不见青”，沙化、退化草原占到可利用草原面积的80%。当时，这里的100万农牧民仍然沿袭传统“农业种粮、牧业放羊”、靠天吃饭的生产生活习惯，年复一年，向日益贫瘠的土地无止境地索取着微薄的回报。
鄂尔多斯历届党委、政府为发展农牧业、致富农牧民做出了艰辛的探索和努力，但农牧业始终走的是一条传统老路，大都收效甚微，有的也只能是解燃眉之急，农牧民始终没有从根本上走向富裕。传统的生产方式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尖锐地存在着。
“农民要增收就得多种粮，种粮的结果是沙化，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的制约，在于人与自然的不协调。” 鄂尔多斯市委书记云峰深有感触地说，这一主要矛盾不解决，就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
2000年鄂尔多斯市首次提出了建设“绿色大市、畜牧业强市”的目标，全面推进禁牧休牧轮牧、舍饲半舍饲养殖、转移农牧民“三大政策”，实施生产布局、人口布局、生产方式、种养结构、资金投入、产业化等“六大调整”，在全市掀起一场“绿色风暴”。
就在这一年，鄂尔多斯市在全市范围内推行禁牧休牧，对伊金霍洛旗、准格尔旗、达拉特旗及西四旗的项目区、沙化退化严重地区进行全年禁牧，其余地区实行4到6月休牧，休牧结束后实行草畜平衡制度。
也是从这一年起，鄂尔多斯市开始进行大移民，每年根据条件最大化地减少农牧民数量，重点把那些分散的、生产生存条件恶劣的农牧民迁移到宜发展生产的地方或把他们迁移到城市中就业。
“十年九旱、年年春旱，风大沙多、气候干旱，这就是我们的特点。与天斗斗成了沙地，降雨量越来越少，生产成本越来越高。与其广种薄收，不如收缩转移。”鄂尔多斯市农牧业局局长杨明这样解释“六大调整”出台的背景。
几年来，伴随着种种艰难与阻力，“六大调整”取得的效果让老百姓展颜，更令决策者欣慰：全市的植被覆盖率由1999年的不足30％迅速提高到现在的75％左右，极大地缓解了生态环境治理的压力；牲畜总量由2000年的615万头发展到2005年的1382万头，5年翻了近一番；农作物总播面积由2000年的610万亩减少到2005年的552万亩，粮食产量由2000年的13亿斤增加到2005年的23亿斤，退耕还林和生产效率都取得明显成效；转移农牧民近40万人；农牧民的人均纯收入由2000年的2453元提高到2006年的5308元。
禁牧，无奈而又必然的选择
2000年“禁牧令”的颁布，震动了整个鄂尔多斯大地。把千百年来遍地放养式的草原畜牧业转变为圈养式舍饲畜牧业，这与农牧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显得格格不入。伴随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和观念碰撞，在广大农村牧区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人反对，有人支持。
谈起当时的压力，鄂尔多斯市市长杜梓感慨万端。他说，在实施“三大政策”之初，许多人不理解、不支持，一些农牧民甚至强烈反对，认为“牛羊就是肚皮底下走风、草原上放养的东西，怎么能圈起来喂？”有的人质问：“水地上就是种粮的、哪有种草的道理？”“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不知是革谁的命？”甚至许多干部的思想也转不过弯来，工作上消极对待，个别人说风凉话，背地里发牢骚，称之为“天下第一难”、“比计划生育还要难”。
时任鄂托克前旗旗委书记、现任鄂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苏建荣，提起2000年的那次“禁牧”动员大会，其情其景仍然历历在目。“我大声疾呼：‘如此放牧，本来100亩草场可承载10只羊，现在放20只、30只羊，能不沙化吗？如此恶性循环下去，爷爷吃着孙子粮，今天我们换取了利益，我们子孙怎么办？’我在台上掉眼泪，台下也一片哭声。”
但是，面对特殊的自然环境和恶劣的气候条件，吃够了生态恶化苦头的各级领导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禁牧，因为鄂尔多斯草原已经到了再无退路的关头。
禁牧，是伴随着阵痛的一场畜牧业革命。
禁牧，是无奈而又必然的选择。
鄂尔多斯人强忍着大禁牧带来的“阵痛”，顾全大家，牺牲小家，拉开了再造传说中美丽草原的序幕。
在东胜区泊江海子镇折家梁村见到魏二牛时，他正在喂圈里的羊。魏二牛说，村里2000年禁牧，2004年退牧还草。他家有300亩草场，一亩草场有4.95元的饲草料补贴，去年种了80亩苜蓿、10亩饲料玉米，两个窖的青贮玉米够羊吃三五个月。他感叹以前放40只羊，一天在草原上呆十几个小时，羊吃不饱，个小，体瘦，人累，太不合算了。现在种饲料玉米、优质牧草，一天两三个小时就把圈里的80只羊伺候了，省事多啦，还可以做点儿小生意。以前忙活一年，羊也就卖两三千元；现在养羊多一倍，个大，肉肥，绒多，一年能卖上1.5万元。
魏二牛将记者带到他家的草场。今年牧草刚发芽，去年的干草约有三四十厘米高。他说，过去这里都是沙地，一刮风眼都睁不开。几年禁牧后，基本上不起沙子了。草长高了，最怕的就是冬春起火。
禁牧禁出了碧绿的山川，禁牧也禁出了舍饲畜牧业的大发展。在传统畜牧业向现代化畜牧业转变的过程中，鄂尔多斯孕育出了一个个农牧业龙头企业。
作为内蒙古畜牧业大旗的达拉特旗，2005年牲畜头数由“九五”末的65万头（只）增加到370.5万头（只），牲畜总量位居内蒙古自治区旗县第一；畜牧业增加值占一产增加值（14.3亿元）的比重由29.2%上升到43%；四季青、东达、华森、真金和新威远5大农牧业龙头企业初具规模，辐射带动农牧户3.5万户，农牧民产业化经营收益占到农牧民总收入的40%。
其中值得一提的新威远公司的阿维菌素生化项目，以达旗丰富的玉米为原料，大力发展非资源性产业，成为鄂尔多斯市实现产业多元化的先行者和典型代表。项目总投资５亿元人民币，年产600吨阿维菌素及100吨泰妙菌素，工业产值将达到６亿元以上。
四季青公司业已形成年加工精卷羊肉1万吨的生产能力，其产品“蒙祥”牌羊肉已远销上海、广东、香港等地，成为中国西部大规模的肉联加工企业。
目前，鄂尔多斯已建成养殖小区1013个，规模养殖牲畜占全市总数的比重上升到51%，达747万头只。截止到2006年8月份，全市销售收入100万元以上农牧业产业化加工企业达到167家，总资产149.34亿元；实现销售收入64.51亿元；完成增加值20.29亿元。
实施禁休牧7年来，草原生态脆弱的状况大大改观，目前全市植被覆盖度由30%提高到近70%，草群高度由15厘米提高到40厘米，每亩产草量由19.7公斤提高到59.1公斤；天然草场上有毒有害植物比例明显下降，可食牧草比例增加，野生动物的数量也有所增加，草原向良性轨道迈进。畜牧业也实现了快速发展，牲畜总头数由614.8万头只增加到1498.8万头只，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由2453元提高到5308元，走出了一条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提高的发展之路。
2007年4月10日，“2007全国春季禁牧休牧启动仪式”在杭锦旗举行。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在全国范围推行禁牧休牧的总动员。启动仪式上，鄂尔多斯分管农业的白玉岭副市长认为，启动仪式选定在鄂尔多斯举行，既是对鄂尔多斯市生态保护与建设工作的肯定与鼓励，更是对今后鄂尔多斯生态治理工作的关心与重视。
大迁移带来大变化
2000年，鄂尔多斯的决策者们面对“十年九旱、灾害连年”的基本自然规律，面对地广人稀、广种薄收的现状，他们认为，如果仅就现有人口和生产力布局进行建设，战线拉得太长，成本太高，比如在修路、供电、给水、通讯、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成本投入总额是一个庞大的、很惊人的数字，至少是目前人力、财力、物力所不能承受的，即使有国家和各级政府方面的大力支持，也要拖上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完成这个目标。再加上自然条件的限制，农牧民的收入不会有明显的提高，“勒着腰带”住新房的老百姓高兴不起来。所以，要尽早地改善大多数农牧民的生活质量，走传统的老路是行不通的。
鄂尔多斯市的决策者们做出了一个大胆而富有创意的、被一些人戏称为“出轨”的决定：进行大移民，每年根据条件最大化地减少农牧民数量，重点把那些分散的、生产生存条件恶劣的农牧民迁移到宜发展生产的地方或把他们迁移到城市中就业。
鄂前旗敖勒召其镇三道泉子村刘清如一家利用移民工程配备的生产设施发展种养业，每年仅出售牛犊和育肥羊纯收入就达1．4万元；距东胜区1．5公里的移民新区里，移民张世华外出打工，妻子开起了小卖部，月收入5000元左右。无论是迁到适宜农牧地区，还是迁到城市的农牧民，其收入和生活条件都有明显的变化。目前，占鄂尔多斯市农牧业人口近一半的40万农牧民，都先后在新的天地里找到了自己的幸福生活。
2005年，鄂尔多斯市委进一步提出实施“收缩转移、集中发展”战略，将农牧产业划分为优先发展区、限制发展区和禁止发展区，目的是全面收缩农牧产业战线和领域，探索一条生态治理与农牧民致富的双赢之路。
根据规划，水土资源相对较好的沿黄河、无定河和城郊地区，划为优先发展区，重点发展现代农牧业，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形成农牧产业园区化、集团化、组团化。限制发展区不能扩大范围，不作大的投入，将用20年的时间，逐渐转移收缩，退牧休牧。禁止发展区则用20年时间，将所有农牧人口全部转移出来，恢复植被，打造成生态恢复区。
采访期间，在一个乡间公路上，记者遇到了几辆满载着家当的卡车，他们就是两户结伴向“两河”迁移的农牧民。交流中，他们告诉记者，开始他们不理解，后来镇里的干部到他们村详细讲解、动员，他们意识到这是市委市政府在帮助他们做好事，这才决定搬出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
预计到“十一五”末，鄂尔多斯的生态集中恢复区将达到2万平方公里，农牧区现有的62.7万人将转移22万人，余下的40.7万人中，老人全部进入社会保障体系，小孩全部免费上学，只有24万农牧民直接从事第一产业。
在牧区中，汽车大部分都是在沙漠中的土路上穿行，车子上下颠簸，路边是漫无边际的沙地，鄂旗人大主任华格日乐巴图说，这些沙地都是治理过的，以前都是移动的沙丘，牧民全搬走了。仔细望去，黄黄沙地上覆盖着网格状的草圈，沙漠被有效地控制住了。
沙产业治沙有道
在中国，很少有哪个地区像鄂尔多斯这样饱受生态恶化之苦：沙漠、沙地、丘陵、沟壑占到总面积的96％；每年有1亿吨泥沙注入黄河；开荒、移民、劫掠，大自然一次次遭受盘剥。
伊金霍洛旗乌兰木伦镇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用“出门就是沙”向我们描绘曾经的生活。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暴彦巴图这样回忆当年鄂尔多斯的生态困境：“草场不好，一张报纸能包3只羊。”
然而，一切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刚到鄂尔多斯时，看到满眼的绿色，你怎么也不会相信，这就是毛乌素、库布其两大沙漠和丘陵沟壑、干旱硬梁地区各占总面积48%的所在。近两年先后到鄂尔多斯考察的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都惊讶于“这里的绿色可比一些江南城市”。
“以前这里全部是流动沙丘，根本看不到绿色植物。” 站在乌审旗嘎鲁图镇承包的1.2万亩沙漠上，皮肤黝黑、身材瘦小的牧民苏栓海说：“从2000年开始种的羊柴、沙柳、柠条等现在都已经活下了，流动沙丘固定住了。”
放眼望去，昔日的荒山荒坡都种上了柠条，栽上了沙柳，铺满大地的绿波一直涌向天际。憨厚的老苏告诉记者，到了夏天，鹅黄带蕊的柠条花、深蓝连片的马莲花、紫中透红的羊柴花，还有各种不知名的野花都竞相绽放。一路奔跑，眼前不时有野兔奔窜而去，飞禽急掠而过，诱人的花草香气沁人肺腑。
在“土细沙明色复黄，随时起风积成梁，远望千里无根草，只有马蹄三两行”的毛乌素沙地腹地，有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乌审旗河南乡尔林川村井背塘。井背塘只住着一户人家，方圆几十里内渺无人烟，除非步行，大车、小车、骡马车统统休想进去。户家的女主人叫殷玉珍。她和丈夫一道，20年如一日，硬是把近5万亩荒漠变成绿洲，从白手起家到年收入达10万元。2005年，殷玉珍竟获得了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事实上，鄂尔多斯人向荒漠挑战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远。
早在建国初期，曾有一个响遍全国的口号“农业学大寨、牧业学乌审召”，那时的乌审召人，就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展开了向沙漠进军的植树造林大会战。此后，从只身一人把家搬进沙漠中植树造林的沙木腾老人，到王玉珊、王果香、殷玉珍、王中强、乌日更达赖，这些能人治沙的精神不断地激励着一批又一批鄂尔多斯人。
进入新世纪，鄂尔多斯人走出了一条更加理性、更加科学的治沙之路：沙产业治沙。
作为世界最早探索多种方式实施沙产业治沙的鄂尔多斯，产生了一批产业化治沙的典范。库布其沙漠中的恩格贝，在治沙与发展旅游业的双重探索中，不仅使“恩格贝精神”成为一种象征，也将恩格贝打造成了沙漠腹地中的一颗旅游明珠。
民营企业内蒙古东达蒙古王集团1998年收购了因环保不符合要求等原因亏损、破产、倒闭多年的原达拉特旗造纸厂(国有企业)，新上了年产50万吨沙柳制浆配抄挂面箱板纸技改项目，为年产近100万吨的沙柳找到了出路。目前，一期工程已投入运行，年产10万吨高强瓦楞纸，使“次小薪材”的沙柳变废为宝。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变生态链为产业链，农牧民按订单发展林业有了新的收入，变“要我种”为“我要种”，种植面积成倍增加。
种植沙棘，是推动产业化治沙的又一项重要创举。1998年，水利部在国家发改委的支持下，启动实施了晋陕蒙砒砂岩区的沙棘生态工程。东胜区在鄂尔多斯率先种植沙棘，坚持“以沟道为重点，沟坡兼治，集中连片”的原则，在主、支沟两岸种植沙棘护岸林，目前护田林带已达200多公里，形成了一条条“绿色钢铁长城”，水来冲不毁，沙来压不住。2005年，东胜区规划了沙棘产业园区，总占地面积2.5平方公里，总投资近1亿元，工业园区正在成为林沙产业规模化经营的一个新的载体。
七年来，“绿色大市”发展思路的不断深化和推进，随之带来了巨大变化：生产方式从放牧到舍饲；生活质量从温饱到富足；生态环境从沙地到草原。
如今在鄂尔多斯，沿袭几千年的“牛羊漫山跑”的传统游牧散养生产方式，已经基本被舍饲、半舍饲的现代生产方式所取代，迅速发展的饲料加工业为现代饲养方式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工业化的思维调整的林沙产业结构，实施“反弹琵琶，逆向拉动”战略，以市场经济的利益杠杆来撬动生态建设。全市的生态状况实现了由严重恶化到整体遏制、局部好转的历史性转变。
据介绍，2006虽是多灾之年，但鄂尔多斯粮食产量还是达到了24亿斤，牧业年度牲畜总数达到了1499万头只，总量跃居内蒙古自治区第二位。鄂尔多斯市的农牧业正在从传统型转向现代型，从抗灾型转向避灾型，从分散、粗放、低效型转向集中、集约、高效型，农牧业产业化的嬗变使它的发展步入了快车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