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冠中：生活在北京

陈冠中住在北京，拥有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他说要在香港称得上是“豪宅”了。“北京地方大，你做不做事没有人管，在香港就不同，朋友会很关心你，怎么可以不找事情做？”从1990年代起，陈冠中就穿梭于内地、台湾及香港之间，从事媒体、文化和娱乐产业经营。他把自己目前专职写作的状态称为“没做事”。

陈冠中1992年来内地，“我是在邓小平南巡前来北京的，当时北京的五星级饭店还没有几家，来内地的香港人多是到珠三角投资建厂，文化界进来的还比较少。”在陈冠中的感觉里，“那时中国的文化机构很多做法都是苏联模式，可以讲比较僵化。这也给了我们空间，比如说发唱片，只要做一点简单的宣传，效果就会特别好。”当时陈冠中带着香港的经验，对于商业上应该如何运作，一下就能列出很多点，让人家去学。但现在内地在这方面的发展，与香港已没什么两样，于是陈冠中选择抽身，“这两年我主要在北京写文章，很想写一些长点的文章。”以前忙于工作，没有时间写作，现在他打算写一些有关城市建筑、媒体和文化方面的。因为在香港、台北和内地都呆过，可能提供一种带有反思性质的东西。如果说以前可能是搬用一些理论，现在则比较融会贯通了。 在他写的《我们这一代香港人》书中，陈冠中将像自己这样在1950年代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一代人，称为“名副其实的香港人”。他说上一代香港人很多都认为自己是“临时居民”：他们来香港是要去外国，或者还要回乡，他会告诉你他的家乡是在上海、顺德，或者番禺，他还会走的，是过客移民的心态。而自己这代人在香港成长，人生经验在香港形成，也有机会主义的特点，有局限也有优点。“香港的那一代正如内地的这一代，经济在腾飞，年轻人有许多机会，那时的香港或许可以作为今天的内地的一个参照。”

作为“名副其实的香港人”，对回归十年来的香港有着怎样的认识？在陈冠中看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对于中国来讲是一种制度创新，而在世界上来讲是一种很了不起的国际协议。1997对于香港来讲不是“断裂”，而是一种延续，《基本法》把香港所有的特色都保留下来了。陈冠中认为，香港现在整个形态是在上世纪80年代确定下来的，当然，任何一个地方不可能是静止、不发展的，肯定要有变化，比如在他的眼中，香港由工业城市变在一个金融为主的服务型的世界城市；由“搏客”的移民城市，变为一个安居乐业、本地人为主的市民城市；由靠输入文化的消费城市变为有本地文化生产而且输出的城市……

陈冠中说，香港的中国传统文化保留得非常好。比如香港最典型的特点是“家庭功能主义”，这从香港的电视连续剧中得到很好的表现：一家十几口每天晚上在客厅排排坐，你一句我一句的聊天。每看到这种场面，陈冠中心里想的是：香港人真喜欢家庭，主角大多至孝笃亲，惠及姨妈姑爹，人人都有人关心。陈冠中分析说，不可否认电视剧有些夸大，香港有很多这样的大家庭吗？各房女婿媳妇每个晚上会同处一屋甚至同桌吃饭吗？香港老百姓家庭还有这么大的客厅吗？但可能是集体无意识，观众仍能投入，不觉得有隔膜，甚至可能感到那个场景里存在着比写实更可触摸的真实--亲情，不管寻常百姓家是否每晚一起开饭吃宵夜，香港人喜欢这种家庭氛围。 陈冠中还从CAN DO精神、工夫精神说到香港的发展。CAN DO是勇于猛进、敢于接受挑战、不怕困难吃苦的精神，但基本上是一种乐观的心态，表示只有在蛋糕越做越大、人人明天都会更好的时候，大家才会来劲，愿意去DO。而工夫是香港人以至华人生活文化的一部分，创业要有CAN DO精神，但光是CAN DO没用，还要有熬下去的克难工夫、有真材实料的创新工夫。创意创新更先要练好内功外功，所谓艺高﹝工夫﹞人胆大﹝CAN DO﹞。研究发展就是工夫加CAN DO，创业创意就是CAN DO加工夫。

据陈冠中观察，随着与内地交流的增多，回归后的香港又多了一种文化，主要是指当代中国的做事方法、心态、语言表述对事物的判断。陈冠中称之为“国家文化”，在他看来，“来内地生活和做生意，不懂中国国情是不行的。”

在香港长大的欧阳应霁经常到世界各地游历，有时甚至一两个月才能回到香港，但他从未想过在别处定居，虽然他也觉得房价比10年前贵、空气污染比以前严重，但他还是热爱这座城市，并钟情于享受这座城市带给他的快乐以及再为这座城市创造更多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