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鸣玉：嫁个内地老公过日子
“嫁了个内地老公，这算不算是十年中最大的‘实惠’？”杨鸣玉幽默地反问道，普通话讲得字正腔圆。回归前，对于这个土生土长的香港女孩来讲，与内地人结婚“简直不可思议”。而10年后，像她这样嫁给内地人的香港女孩却愈来愈普遍。据统计，2006年共有6500名港女嫁内地男子，人数较10年前增加2.5倍。
杨鸣玉从事服装行业多年，1998年起任一家著名国际品牌加工企业的采购经理。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的沈翔是北京人，2000年作为香港政府“输入内地人才计划”来港工作，成为杨鸣玉的同事。杨鸣玉说她的择偶观很简单，就是挑一个珍惜对方的人，认识小沈前，并没有刻意安排要找内地老公。小沈的书卷气吸引了这个香港女孩的注意，在以后的慢慢交往中，这个“大陆仔”的诚实、责任感打动了她。小沈则认为这是一种缘分，共同的情趣和相同的生活态度让他们走到了一起。2003年，二人在香港登记结婚，两年前，他们在与杨鸣玉父母的同一个社区按揭购买了一套70平方米的房子，开始安居乐业的日子。
一南一北、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两个年轻人，在一起过日子情景会是怎样？杨鸣玉说可能由于小沈的父亲是南方人，家中的饮食习惯不那么“纯北方”的缘故，小沈适应得最好的是香港的饮食。不过每次一回北京，小沈还是会马上冲去吃久违的涮羊肉。
杨鸣玉到过小沈北京的家，感觉“房子面积好大，书好多”，在香港，房子面积和家具配合得很紧凑，也没有那么多书，因为香港人好少阅读。两人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文化方面，比如一起看《大腕》、《疯狂的石头》内地人拍摄的电影时,小沈笑得前仰后合,这时的杨鸣玉会诧异地看着他，不懂是什么把斯文的小沈逗成这个样子；而杨鸣玉和朋友们为麦兜猪乐不可支的时候，小沈往往无动于衷。杨鸣玉至今仍得意于她提出的一个小沈不懂答的问题：“内地简体字一点也不能表现中国的传统，为什么不用繁体字？”。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的交流和感情，“我们的爱好很广泛，而且都能花时间陪对方做喜欢的活动，所以很容易找到融合点，比如，爬山、打球、逛书店。”杨鸣玉说。当然也有很多时候两人会各执已见，比如冬天香港人在家不穿袜子，小沈认为这样容易感冒，杨鸣玉反问：为何菲律宾人一年四季不穿袜子而不感冒？到旺角去买鞋，杨鸣玉力劝小沈穿那种无跟的休闲鞋，说这样就像“香港仔”，但小沈拒不接受，“坚持他作为内地人的底线。”
在杨鸣玉看来，平日生活中两人意见的差异不是内地与香港人的差异，其实和香港本地人之间的差异没有什么区别。在日常的交往中，他们共同的朋友越来越多，杨鸣玉的朋友非常接纳小沈，起先是“因为少有，所以好奇”，后来就是真正的接纳，但也有非常本地化的朋友，小沈难以懂得他们的话题，所以交往较少。
有一件事情两人意见高度一致，就是不生小孩，选择“丁克”，他们的绝大部分朋友也没有孩子。因为养一个孩子的成本太高了，一般中产家庭养小孩大概1-1.5万元/月。而政府鼓励生育的政策在杨鸣玉看来，“作用不大，聊胜于无”。
杨鸣玉认为“开心、健康、家庭成员相互关照”是作为幸福女人的必要条件。她说与母亲那一代人相比，她们这一代人要求更独立自主，不再只作家庭主妇。杨鸣玉的工作极忙,每周都要出差，但她并不想做“女强人”，只是想做好自己的工作。她感觉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钱越来越难赚，所以很珍惜眼前的机会，“当然，因为要供楼，花钱也比过去审慎多了。”
杨鸣玉是半个“内地通”，当然不只是因为嫁给内地老公。她所服务的公司上世纪90年代早期已经在广东省投资建厂。这几年外国客户的订单越来越多，工厂投也资越来越大，厂房扩建、设备升级，工人新增很多。其间还有很多变化让她感慨：十多年前，内地同事在专业上、管理上都和香港同事有差距，随着两地工作越来越紧密及双方相互学习，这些同事水平提升很快；而很多香港同事对大陆的生活风俗、文化历史的了解不断增加，有的人迷恋上海、北京的生活和文化，常驻在那里，乐不思蜀。
过去杨鸣玉到内地出差常有些紧张，一是要带很多日用的东西，二是普通话讲不好。现在内地酒店的设施很先进，物品极丰富,所以可以轻装前行；她的普通话有多年与内地同事的“合作基础”，再加上与小沈的“切磋”，比有些内地人讲得还好。杨鸣玉说有时出差到北京，下了飞机乘出租车到国贸，钻进金湖茶餐厅医肚饿，茶餐厅里弥漫着熟悉的奶茶、汤粉的香气，周围食客广东话里夹插了几句不咸不淡的北京话，一时竟会有时空交错的感觉：是在香港街头巷尾里，还是北京的CBD中？
据说前些年香港人如果告诉你“我中文不好”时，实际上是暗示他从小接受的是纯正的英文教育，多少有些夸耀自己教育背景的意思。近年来，普通话对港人显得日益重要，香港地铁播报站名使用的是英语、粤语和普通话三种。约访时，黎伟成一再声明自己的普通话讲得不够好，与之交谈时，我才明白他实在是一种谦虚---像很多香港人一样，黎伟成的普通话已讲得有模有样。而杨汉成在记者采访徐炽时，以他的粤语普通话临时客串了一把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