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问题的问题”
黎伟成的工作经历很简单：1972年进入《大公报》（从1980年起做经济记者）直到1995年举家移民到加拿大；1999年回香港，加入亨达集团，2006年进入香港NOW电视台做财经评论员。
黎伟成不讳言自己有加拿大护照，但从1999年至今就没再用过。不过对于1997前的“移民潮”，黎伟成有自己的看法：“可能有一部分是担心回归，但也有一部人是由于教育、家庭团聚等多种原因，不能以‘97’为标准来看这个问题。比如我父母移民加拿大，加国政府希望移民家庭能有大部分的孩子在那里，我是家里的几个孩子中条件最好的一个，自然也移了过去。”黎伟成说香港本身是一个移民城市，自己在小学、中学时，每年都有同学随父母移民到国外读书，也有不少人移到香港来。有过移民经历的黎伟成对新移民有着特别的认同：自己移民到加拿大时没有工作，但没有申请其政府的补助，因为人都是有尊严的。黎伟成特别强调，不要看不起新移民，每个新移民都有新的开始，只要他用自己的努力认认真真地工作，为社会做贡献，就应该受到尊重。
黎伟成见证了香港的成长与变化，“我1952年出生，当时香港还很贫穷，记得小时候，我们一家人住在一个小房子里，一张床上挤七、八个人。”黎伟成把这段时光称作“小渔港的贫穷年代”；到上世纪60年代，香港进入加工业的时代，7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80年香港金融服务业快速崛起，经过20多年的发展，香港已跻身世界大都会之林成为国际金融商贸中心。
“现在有人认为香港处在十字路口，担心香港被边缘化，其金融中心的地位会被迅速崛起的上海取代，认为香港失去了方向。”黎伟成说，对香港未来角色持忧虑态度和自艾自怨的人不在少数，而在他看来，“这是个不是问题的问题”。
黎伟成去过20多次上海，也到过内地其他大的城市，“发展速度日新月异，常常让我想起20多年前快速发展时期的香港。”黎伟成说，当年香港崛起时，纽约、伦敦已经是国际都市和国际金融中心，但它们没有感觉到香港是威胁。后来香港发展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而纽约、东京、伦敦并没有因为香港的崛起而被取代。同样道理，香港也不会因为上海的发展而不存在。任何一个大国,都需要不止一个金融中心。中国太大了,就像一个大工厂只有一个发动机不够一样。竞争的结果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黎伟成说这种担心和忧虑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香港人的变化，“港英政府统治时期，在殖民地的教育下，我们的眼光就是一直赚钱、再赚钱、拚命地赚钱，没有人会考虑这些问题，现在不同了，香港人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的问题当然要自己关心。”
在黎伟成看来，香港最重大的方向在于背靠祖国，面向世界，有这样的世界观，才能成为一个国际城市，“香港如果‘沦落’成为祖国的一个普通城市，就失掉自身的意义和特色。祖国要你干吗？”他认为，对于香港的发展，“背靠祖国”不错，但如果“面向祖国”就错了。香港之于祖国，就好像大家庭里的一个孩子。兄弟姐妹发挥各自的长处，这个家才能越来越兴旺，对于香港而言，应发挥其国际城市的地位和作用，而不应陷于时刻防备怕其他兄弟超过自己的心态中。黎伟成说，香港是在一个自由、透明、公平公开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现在依旧在这样的平台上。香港要保持自己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根基在于发展教育。“经济的发展，基础在于教育，”黎伟成说，过去工业是香港经济的基础，有普及教育的支持；如今以金融为主的服务行业的发展，教育的重要性就更突出。
与黎伟成思考着同样问题的还有杨汉成。
杨汉成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本科毕业于香港公开大学的IT专业，2004年在澳大利亚Cueting University
of Techuology硕士毕业，后又取得英国电脑学会特许会员。
杨汉成现任汉思（中国）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理，这是一家小型工业设计公司，成立于1998年，2005年移至广东东莞，主要是做产品及模具设计。用杨汉成的话讲是“做香港人的生意”，因为许多香港企业搬到内地，所以他的公司也就随着迁移过去了。杨汉成每周至少有3、4天的时间在东莞上班。
“香港人很多至今还是认为没有工业是不能生存的，”杨汉成认为这是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在他看来，经济结构转型不只在香港，其实是内地、甚至包括全球的人都要面临一样的问题，因为“世界是平的”。“我经常想的一个问题，100多年前，在美国，刚开始有汽车的时候，很多做马鞍之类生意的人都破产，很多人抵制汽车，但最后的结果怎样？其实这不就是面临结构转型吗？”所以他认为应顺势求变。“比如以前香港很多工作都要秘书，但随着电脑的普及，大都自己做了。我自己以前做软件，但软件生意做不来了，就要想别的办法。”
对于回归十年香港发生的变化，杨汉成认为其实一些细微的变化更有意思，比如过去港人不说普通话，现在大家流利不流利的，都开始讲了；比如过去港人称作“冷气”，现在也跟内地一样叫空调……这种变化是很自然的，因为是经济联系的加强。“以前你们过来香港要办很复杂的手续，现在很简单了不是？”。
杨汉成很关注儿子的教育问题，“其实像内地一样，朋友间谈的最多的话题是孩子在哪里读书，课外学些什么，这与北京、上海一模一样是吧？”杨汉成说关注教育恐怕是香港人的共识。一项调查发现，受访香港市民连续四年认为教育对改善生活质素最重要。香港城市大学管理科学系自2003年起每年编订“香港可持续发展指数”。研究小组于2006年8月以电话随机访问2054名18岁或以上的香港市民，让他们以一至十分，为教育、经济、人权等十大优先处理问题的重要性及社区表现评分，分数愈高表示愈重要及愈满意。结果教育排在了第一位，可见教育仍为市民最重视的。“如果下一代教育不行，我不知道我孩子会过什么样的生活，因为香港竞争很强的；从整体来看，香港教育如果不发展，就会失去竞争力，人才是一个地方发展的关键，这是人人皆知的。”
杨汉成最自豪的是香港人具有的“CAN DO”精神，但新一代的努力精神不如从前，很多人自怨算艾。“比如面对香港新的经济结构，不可能天天指望重新回到工业时代，再把工厂搬回来。”杨汉成认为最关键是每个人心态的调整和改变。当然，这些改变最重要的还在教育，用教育改变人的心态。“事实上我们的眼光应该放远一些，我们是在跟世界竞争。”
杨汉成说，香港已故歌星罗文的一首《狮子山下》曾激励了一代香港人，“人生不免崎岖，难以绝无挂虑，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区分，求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世相随，无畏更无惧。”他说当今的香港其实也很需要这种精神。“我的看法是，每个人都把自己增值，整个社会就会增值。”
陈冠中，香港著名的文化人。生于上海，长于香港。先后就读于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系及波士顿大学传播学院。1976年创办香港《号外》杂志并任总编辑及出版人至1998年，曾监制及策划制作多部香港及美国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