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炽的退休生活

　　位于荔枝角的美孚新村落成于1968年，是香港第一所私人屋邨（住宅小区），它在1970年代是中产人士的聚居地，也是香港进入小康社会的一个标志。徐炽就是在那个时候入住美孚新村的。

　　徐炽的家有80多平方米，客厅的摆设与内地普通城市人家相差不多，惟一不同的是设在入门左手处的神龛。据一位从内地来港多年的朋友介绍，神在香港人的生活里无处不在，很多人家都供奉祖先或者神明，供奉的位置很有讲究，事先请风水先生看好的。香港人颇多迷信，除参神求签外，公司择地布置，殷实人家买楼、布局，皆要“睇风水”。

　　徐炽今年72岁，已过了7年退休生活，比他小一岁的太太是徐炽的小学同学，1957年结婚后，育有二子三女。徐炽年轻时开出租车，挣得一份产业，最多时手里有7、8个车牌。与当时香港的很多中产阶级一样，为了能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谋得更好的前途，1983年，徐太带几个孩子移民美国。当时因为大女儿已过了求学的年龄，父亲便陪大女儿继续留在香港给子女挣学费，“我们家现在是‘一国两制’，我跟大女儿是香港人，其他都是美国人，”徐炽风趣地说，幸亏大女儿留下来，他家才没像很多移民家庭那样卖掉房子，否则后来再回香港就比较麻烦。

　　像很多新移民一样，徐太并不习惯美国的生活，但要陪孩子读书，只能呆在那里。其间，徐炽也曾想尝试着到夏威夷开餐厅，但由于不了解当地的情况，再加上游客的生意不好做，这个计划就没再进行。1992年，孩子都不用陪读了，徐太返回香港。后来几年中，几个孩子拿到学位后，也都陆续返港，各自都谋得一份不错的工作：大儿子是区议员，小儿子在一家运输公司任职；二女儿在香港理工大学工作，经常带学生到内地去交流，小女儿在一家制衣公司做采购。徐炽说几个孩子的工作压力都非常大，因为得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不容易，所以孩子们很珍惜，跟他们这个阶层的许多人一样，最担心的事情是失业。记者到徐家时，已是晚上8点半，但约好回家吃饭的孩子尚未到家，只有老夫妇、这个家中惟一的第三代和菲佣。

　　徐炽一脸慈爱看着满地撒欢的小外孙，并不时回应小家伙的各种要求。3岁的小外孙在一所私立幼儿园的BB班，每月的学费加上在外面学习各种技能的费用，总共需要1万多港元。如果上公立幼儿园全天班的话，每月学费要2000多元。徐炽的5个子女中，只有小女儿生了小孩。在这一点上，徐家并不是个案，香港目前是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地区之一，面临着人口老化等诸多问题，特区政府大力推出一系列政策鼓励年轻人生育，但抚养孩子经济压力比较大，很多年轻人宁愿“丁克”。徐炽对此表示忧虑，他目前靠自己的积蓄和孩子的供养有一份不错的退休生活，到了子女一代没有孩子帮衬，靠强积金（强制性公积金）过退休生活不知道会是什么样。 　　当年在让不让孩子返回香港的问题上徐炽有过很多犹豫，回归后的香港前景不知会怎样，刚刚回归又赶上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又是禽流感、SARS等一次次的巨大冲击，徐炽眼见着周围的一些人因楼价和股市下跌由中产变为负资产，徐炽回忆说，亚洲金融风暴那会儿，香港楼价一落千丈，普遍私人物业在五年多的时间内贬值七成，香港经济一片萧条。2002年12月，香港楼市价格比1997年10月的高峰期下跌63%，多年的积蓄一朝蒸发，手中的资产都变成抛也抛不掉的包袱--“负资产”，大家安居乐业的计划都泡了汤，感受到了经济不景气所带来的切肤之痛。--不过虽然在困境中，很少有人想过要申请破产，因为在很多香港人眼里，那是一件十分没有尊严的事情。

　　徐炽说，尽管这些事情的发生与回归只是时间上的巧合，但香港人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受到了影响。徐炽的担心这几年在慢慢减退。一是多次去内地旅游，对内地的了解增多，看到内地的高速发展，很像当年香港快速发展时期的样子；二是在香港经济经历困难时，内地对香港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最重要的一条，在徐炽看来，现在股票、房价都不错，虽然想找到好的工作还不那么容易，人们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随着经济的复苏，人的信心还是涨了许多。

　　对于过去的十年，徐炽的感觉是，“英国人统治香港100多年，很多东西不可能一下子改变，但港人自己的特首会努力地治理好香港，港人不会任人唯亲，实在的香港人需要实在的领导人。”

　　

前些年，内地人称香港人为“港客”。那时两地人通婚大多是“港男陆妹老少配”的模式，双方年龄相差最多的有能超过40岁的。最新的统计表明，近年到香港团聚的夫妇，双方年龄差别很少有超过10岁者。分析人士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及香港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的增多，以往港人与内地人成婚的优越感渐渐淡化，许多婚姻回到以双方的感情交往为基础的常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