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勋的咖啡馆

　　按照约定时间在下午3：00到达时，阿勋的店里已过了午餐的高峰，只稀稀落落坐着几个喝咖啡的客人。依旧在前台忙碌着的阿勋迎了出来，眼睛有些浮肿，脸上挂着长期熬夜的倦态。阿勋说餐饮生意很辛苦，营业时间长，哪怕有一个客人，也要耐心等到人家离开，所以往往很晚才能到家，正常的情况下，他每天工作时间是从早上5：30到晚上12点。

　　咖啡馆面积只有60多平米，是真正的“中西合璧”：咖啡是纯进口的、口味很纯正，店铺却装饰了不少京剧脸谱，晚餐时还提供中餐小炒，店里除了十几种咖啡，烤松饼、炸鸡翼也是食客至爱。

　　从前的阿勋做建筑行业，是个包工头，生意红火的时候曾在香港、澳门两地做工程。“那时候一天能赚几万块钱，买汽车、吃鲍鱼、还养了一群狗……”阿勋这样描述他当时的“盛况”。

　　亚洲金融风暴后的1998年，房地产不景气，接不到生意的阿勋就转行开了这家小店，“我转行比较早，所以还算不错”，阿勋告诉记者，刚开始时生意不好做，从2002年开始慢慢好起来的。比其它人幸运的是，2003年“SARS”期间，由于他的店铺是开放式的档口（当然平日阿勋为此付出很多电费），空气流通好，大家都愿意到这里吃饭聊天，生意居然没受什么影响。

　　像很多普通香港市民一样，内地开放“自由行”让阿勋得到了实惠--阿勋和周围的人把这称作中央政府的“挺港措施”。“自由行”游客直接刺激了香港旅游、消费零售和饮食等行业，阿勋所在的大埔是个老区，他的咖啡店最大的特点以熟客为主的街坊式经营。“自由行”后，来香港的内地人多了，促进了本地人就业，人们能挣到钱，就开始消费了，阿勋的生意自然也好起来。阿勋说，生意不好的时候，店铺每天的营业额只有6、7000港元，最好的时候能到1.5万港元。现在他的店里雇了13个工人，每人月工费平均在6000港元，不过这些工人不只是在他店里做工，因为是轮班制，所以还可以在附近再打一份工。

　　不过阿勋还是越来越感受到来自周围的压力。他开店时，周围只有5家茶餐厅，现已发展到30多家，铺面的房租由以前每月的1.8万涨到2.3万。“每家分走你10个客人，就都给抢跑了。加上原材料涨价，房租也涨，但为了留住客人，又连一块钱都不敢涨。”阿勋说只能从别的方面想办法，他有自己的“生意经”，比如聘“靓女”吸引更多的年轻客人；本区有很多喜欢骑单车的人，阿勋把他们比赛获得的奖杯和照片摆放在店里的醒目位置，骑车人就把这里作为俱乐部进行聚会；阿勋爱狗，所以还吸引很多“狗友”们来这里聚会、交流……阿勋说只要店里人气旺，哪怕是收入少些，也让人高兴。 　　阿勋爱琢磨很多事情，他经常和周围的人谈论，觉得这么多人都做茶餐厅的生意是不得已的事情，前些年，香港的制造业转移到内地，很多普通人的创业和就业的面窄了，所以大家一窝蜂地涌到这个行业，这其实是香港政府和市民都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不过跟内地的联系越来越多，这是阿勋从前没有想到过的，这两年阿勋已去过几次上海，想在那里投资做餐饮，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拍档而拖了下来；过去阿勋对人民币没有什么概念，现在常常关注起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到他的生意，咖啡店里很多种副食品的原材料来自内地，人民币升值会使他的经营成本增大，因此阿勋希望升值速度能慢一些。 　　说起这些年的变化，阿勋很感慨，金融风暴以前的一段时间，很多香港人“搏”（投机）得厉害，有些人不知道勤力，他自己也是这样，以前很铺张，现在知道揾钱不易，要踏踏实实努力才行。5年前，阿勋花了200多万港元买了现在的房子，有70多平方米，在寸土寸金的香港，这样的住房足以让很多人羡慕。阿勋很知足，他常常还会想起小时候家里兄妹9人和父母一起挤在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里、大家轮流睡觉的情景。

　　阿勋说自己目前的生活还算可以，前不久全家人刚去日本旅游回来。阿勋最大的愿望是三个孩子能做好人、平平常常地生活，他希望已工作的大女儿和二女儿的收入能再高些，小女儿能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要说担心的事情，那就是退休了，这是阿勋这个年纪的人想得最多的事情。阿勋说中国人的老话讲“长贫难顾”，他不希望靠孩子来养老，因为在阿勋看来，自己给孩子付出时很开心，但让孩子给自己付出就不开心了，过几年后他会找一个小一点儿的生意做，直到做不动为止。　　

　　“我请你喝茶”是香港人爱说的一句话，人们的接洽、会面多在茶楼进行。香港人注重隐私，加上居住空间狭小，一般很少邀人造访住处。对徐炽的采访是在他家中进行的，这是因了我刊推广人陈平先生及曾钰成议员办事处张彩嫦女士的帮助，在这个办事处，《今日中国》杂志定期摆放，供居民取阅，包括徐炽在内的一些社区居民都是我刊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