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泥土中行进的青春脚步

文/李 茜

通州区垛子村的《垛子村报》第三期就要出版了。

这份村报的创始人是陈浩，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是最早的一批北京大学生村官。

“我就是想为村民办点实事，通过办报，让村民了解到更多的知识,”陈浩说。

《垛子村报》是8开、4版的小报。主要报道时政要闻、传递科学知识。还有一个服务版，针对村里的情况定主题，并特设了“法律咨询专线”，通过案例讲解法律知识。

服务版第一期的主题是遗产官司。“曾有村民因为遗产发生过冲突，这事儿我一直放在心上。”陈浩说。

村民们也都普遍放映：“这份报纸讲的都是村里的事，长知识，而且挺好玩的。” 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的胡天伟是现任平谷区挂甲裕村的书记助理，为提高村民们的电脑知识，他办起了电脑培训班。

刚开始的时候，有些村民连基本的电脑键盘都不会操作，经常把胡天伟急得满头是汗。如今，有些村民已经学会了发电子邮件。

胡天伟目前正在筹备给村里建个网站。他说，等村里建好网站后，旅游和果品的预订都可以通过网上实现。

知识青年下乡热潮再起

陈浩、胡天伟都是北京“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具体实践者。2005年北京市启动了“大学生村官计划”，招聘大学生担任农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或村委会主任助理。这个计划受到了北京在校毕业生的热烈响应。 2006年，北京市共有1万多名大学生报名应聘大学生“村官”，最后聘用了大学生“村官”2016人。截至2007年3月上旬，北京市已经有12000多名大学生报名应聘大学生“村官”，预计全年报名人数将超过2万人。

有学者认为，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来，又一次知识青年群体大规模地奔赴农村的热潮已经掀起。

看着大学生去农村的新潮又起，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马中非常感慨,他曾是60年代知青群体中的一员。

上世纪60年代，上山下乡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

“我们那批知青大多去的条件非常艰苦，甚至是还未开发的地区，一无所有，要自己盖房子，自己打井。”

回忆起那段峥嵘岁月，马中感慨万千：“两个时代完全不同了。当时上山下乡是国家的就业政策，没有别的选择，知识青年不下乡，在城里没工作没户口。但是如今的大学生到农村锻炼，完全是出于自愿。既可以为农村输入人才，发展农村经济，又可以锻炼自身素质。”

就业观念的转变

北京市为大学生村官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村官第一年平均月工资2000元，第三年将达3000元；工作满两年后，考研加10分；公务员考试合格后可优先录用为国家公务员。非北京生源的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聘用两年连续考核合格者，给予办理北京市户口。

在“就业难”的大背景下，这些政策的确让许多毕业生心动。

平谷区老公营的大学生村官裴童就对记者表示：“现在的就业竞争太激烈了！本科毕业后，要想找到薪水高的工作很难，村官的待遇是很不错的，这的确是我来当村官的一个原因。”

“当然，”裴童补充道：“现在的农村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我期望在这里施展我的才干，丰富我的人生，实现我的个人价值。这是我来当村官的最主要的原因。”

裴童的话代表了很多大学生的心声，也反映了大学生就业观念的转变。

以前，人们普遍认为，上完大学，就应该国家机关或者大企业去工作，到农村或到私企去，就是人才的浪费。其实，这种观念是由于过去教育水平相对较低，大学生少造成的。

现在，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21％，据统计，2007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将达到495万人，比2006年增加82万人，大机关和大企业明显不能提供这么多的岗位。而国家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西部大开发和新农村建设，为吸引人才，也制定了一系列保障大学生权益的优惠政策。

大学生的就业观念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到需要自己的地方去、到适合自己的地方去，自己打造就业的金饭碗。 “就业的压力，政策的引导使大学生的就业观念发生改变，促成了大批大学生渴望到农村去锻炼，‘大学生村干部计划’给了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个舞台。”北大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欣涛表示。

从象牙塔到新农村：村官之惑

从宁静的校园，到广阔的农村，村官们经历着环境的转变，难免会遇到各种困惑。

裴童谈到工作中的难题时说：“我发现村里有很多复杂的矛盾，涉及了宗族利益、邻里纠纷，我很难理清头绪，也无法用法律条文去调解。” 而村民们的不信任也成为大学生村官的困扰。拱辰街道黄辛庄村村主任助理陈丽娟谈起她的经历时说：

“我和两位老同志在一个办公室，每当有村民来办事的时候，两位老同志都很热情地向村民介绍我，说我是北大来的大学生。村民们都会很仔细地打量我一番，然后点点头，继续说别的事情。如果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的话，村民们一般都是推开门看一下就走，等到老同志回来再来办事。”

由于历史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体系、农村与城镇的长期隔膜，很多大学生村官没有农村生活经历，无法真正融入农村，为村民所接纳，成为他们目前工作中最大的难题。 平谷区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村支书谈到，大学生村官目前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村干部。他们对村里的情况不太了解，也没有经过群众的选举，不太可能独立地处理村里的管理事务。他们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了解情况，并且向村里的老同志观察、学习。他们有可能在一年后通过选举程序成为村干部，但这要求他们深入农村工作，为农民办些实事，赢得群众的认可和信任。

如何保持制度的有效性和连续性

其实，不仅仅北京市在推出“大学生村干部计划”。早在2003年，一些省市就出台了一些政策，鼓励大学生到基层农村去工作。河南、贵州、湖北、新疆等省区还开始部署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为农村培养优秀人才。

“大学生村官工程绝非权宜之举，而是一项长期的制度性建设。”北京市人事局局长辛铁樑说。

他进一步解释，学生村官作为一项长期的制度性建设，更重要的是指大学生村官的选拔、培养、使用制度要长期坚持下去并不断完善，而不是某个特定的大学生长期甚至一辈子就“扎根”在某个村子。“合同期满后，如果工作需要，本人也愿意，可以继续留在村里工作；如果本人希望到其他地方发展，也可以自愿进入人才市场自主择业。”

而如何保证这些政策的有效性和长期性，使大学生在农村适应水土，并且生根开花，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为此，北京市已经初步构建起一些制度：将人才选择权下放到学校、乡镇、村子，选拔最合适的人才到基层去。建立起专门机构，负责大学生村官的培训、考察工作。大学生“村官”的工资全部由市、区县两级财政分担，不加重乡镇和村里负担，更不增加农民负担。

怀柔区东裕村书记助理胡和俊的话可能代表了一些大学生村官的想法。

“我们的工作大都是技术性的，还无法参与村里的管理。如果能让大学生村官真正做出成绩，还需要政府大胆尝试，将权力下放。”

“如果有更广阔的施展空间，我会选择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