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戏匣子到MP4
--中国人的收听方式
文/本刊记者 张洪
惟一的家用电器
上世纪70年代，在中国许多家庭里，都有一部收音机，在我们山东老家则被称为"戏匣子"。那时，一个戏匣子是中国人与"世界"接轨的工具，也是一个家庭重要的娱乐工具，套用小品演员赵本山的一句话就是："戏匣子是我家惟一的家用电器。"
旧时的收音机都是电子管的，有外国货也有国产货，当时最好的国产货要数"熊猫"和"红灯"牌收音机。那时的"戏匣子"造型十分别致，有的像照相机，有的还带计算器。品牌则有"红灯"、"红星"、"红旗"、"向阳花"、"春蕾"、"海燕"等。根据一个家庭拥有的收音机品牌，即可断定这家人的生活水平。
那个年代，一台红旗牌收音机售价84元人民币，是当时中国人好几个月的工资，一般人家都买不起。一些特别喜欢学物理的中学生，比如我哥哥，就开始自己动手"鼓捣"这玩意儿。每次回老家，我们家的一般家当都会多多少少有些变化，惟有那一堆二极管和几个让人望而生畏的电路板永远堆在那里，显示着那个年代一个"硬发"（"硬件发烧友"的简称）曾经有过的狂热。
那时，笔者在济南大明湖畔的一所小学上学，班上有个姓刘的女同学扎着两条小辫，总是独来独往，据说她没有母亲，只与父亲为伴。不久，班上就疯传，这个女同学的父亲因为偷�"敌台"被抓了起来。那个年代，半导体收音机给许多人带来了欢乐，也给不少人带来了祸端。当时有个罪名，叫"偷听敌台"。谁要是不小心说漏了嘴，把"偷听"到的信息传播出去，那就要倒霉了。那时，我放学后经常去她家串门，一看到桌子上那台醒目的红灯牌收音机，心里就会扑通乱跳，好像看到了作案工具。这种收音机都有短波，能收听到呜里哇啦的外国台，但干扰很大，只能听个只言片语。
当时，"矿石"收音机风靡济南。这种收音机不需要用电，只要架设一个天线，就能接收信号。矿石器是个小玻璃管，把它固定在小木板上，一端接天线，另一端接地线，再接上耳机就可以收到信号了。
当时，一个大院总有几个上中学的大男孩，他们在一起最常干的事情除了打架、"拍洋画"就是组装收音机。装一个最简单的"矿石"收音机要将近8元人民币，那时，8元钱是一个人的月生活费，大人们虽然不反对，但也很难积极支持。为了拿出这笔钱，有些孩子便在假期里相约到天桥去拉车挣钱。拉一次挣5分钱，一个假期下来，身上便有了几元钱的积蓄，让大人再添上一些，也就够了。还有的孩子为了积攒这笔钱，放学后去捡废纸和瓶子，一分一分地累计自己的积蓄，但直到把一个收音机整出声音来，这中间的辛苦几乎相当于一次"万里长�">
七十年代初期，有的孩子家的父亲恢复了工作，补发了一些工资，于是，很多家庭便把这笔补发的工资最先用在了购买收音机上。那时的收音机体积较大，放在桌子上很占地方，于是，有人便带头制作木制三角架，把戏匣子安放在三角架上，固定在睡觉时头部一侧的墙上，每天枕着收音机的声音睡去，有时睡到半夜才迷迷瞪瞪地听到播音结束后交流电的沙沙声，知道又费了大半夜电，那份自责会使下半夜睡得极不塌实。那段时间，每到下午六点半，山东省话剧团的话剧演员薛中锐都会定时播讲《海港怒潮》，对于当时某些济南人来说，那段时间是雷打不动要屏气倾听的。
用耳朵听来的历史
电视还没有进入中国人家庭的时候，收音机是最大的"信息源"，一个三波段小半导体收音机，是很多耳朵们对那个年代最亲切的记忆。
印象中，那时的节目除了晚上8点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外，就是八个样板戏。当时，听戏是惟一的娱乐方式，是劳作了一天后所能享受的最好的"夜生活"。样板戏只有大人喜欢，孩子们则爱听"电影录音剪辑"和"广播剧"，还有就是评书。印象最深的是《岳家将》、《杨家将》和《隋唐演义》，一般是午饭和晚饭时候播出，当时只觉得那半个小时像过节一样，还没到，就盯家里的时钟，惟恐错过一分一秒。最怕的是听到最后�"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等于宣布今天这30分钟语言按摩的结束。那时评书说得最好的是单田芳和刘兰芳，都是一口的铮铮刚气。刘兰芳说到"一阵马踏銮铃"，还制造出特别形象的马蹄声，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对孩子来说，还有两个十分过瘾的节目："小喇叭"和"星星火炬"。至今一提"小喇叭"，脑子里还会响起"滴滴答，滴滴答，小喇叭开始广播啦"的童声。当时有个栏目叫"听孙敬修爷爷讲故事"，一到播出的时候，很多孩子都会跌跌撞撞跑回家收听，惟恐错过。记忆深刻的还有配乐诗朗诵"农夫和金鱼"，农夫因为贪婪而失去了所有本来已经拥有的东西。很多孩子从这些广播中打下了最初的语文基础，甚至一些措辞造句都出自戏匣子。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家有了一台上海产的"红灯"牌收音机，在当时那是名牌，相当于今天的松下和索尼，需要凭票才能买到。于是，放学后，这台收音机前经常会聚集一些小脑袋，把声音调得沙拉拉乱响，直到拧出刘兰芳的声音为止。
后来传统戏剧恢复了播音，袁世海的《野猪林》、李万春的《闹天宫》、尚小云的《双阳公主》、荀慧生的《红娘》、谭富英、裘盛戎的《失空斩》不断在收音机里反复播出，很多京剧爱好者，比如我爹就成了收音机的最大粉丝。
当时，很多体育转播（主要是乒乓球）都是通过收音机知道结果的。体育节目的主持人宋世雄的声音便成了那个年代人们最熟悉的声音之一。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见到当时的体委主任王猛，马上问的一个问题是："近来，为什么听不到宋世雄的声音了？"足见一个小小的戏匣子对人们的影响有多大。
上世纪80年代初，65元可以买一台"美多"小收录机，那时，有一台放在床头，是很多人的骄傲。它的主要用处是放磁带，听港台歌星邓丽君、侯德健，也听贝多芬和莫扎特，听广播的机会相形减少。
后来，有了随身听，很多年轻人把流行歌曲带在身边，一路听到地铁、大巴和学校。再后来，网络上下载歌曲方便了，几乎街头流行什么，网上就可以下载什么，一个巴掌不到的小东西--MP3或MP4可以储存N首流行曲，戏匣子自然就被淘汰了。曾见有的年轻人在美术馆一边欣赏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展，一边听着周杰伦，真的是眼睛耳朵两不误。但如今声源多了，人们收听的快感倒相对减少了，他们再也不会跑得满头大汗，只为了听一个岳家将的结局或者听一首邓丽君的《小城故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