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文化：接种“防腐疫苗”
文／王 京
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的诗句说：“鸟翼系上了黄金，这鸟便永不能在天上翱翔。”在构建惩防腐败体系中，创造良好社会风气和廉政氛围是摆在第一位的，有人形容说，这是“拒腐防变的第一关”。
2006年，深圳市福田区的一所学校的学生接到一个“神秘任务”，回家拿一个杯子到学校。没有想到，老师最后公布了来自学生父母从单位、企业拿的“公杯”的总量。学生一片哗然。
这是深圳市校园廉洁教育和廉政文化进校园工作的一项活动，目的是让学生们以小见大地体验什么是“廉洁”。在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的深圳，人们既能直接感受到时代的潮流，也直接经受着各种消极文化和思想的影响，廉政文化建和廉政教育工作显得重要而紧迫。
“小眼睛盯大眼睛”
提到校园廉政教育，不少人有这样的疑惑：是否大人们“生病”， 小孩子也要跟着“吃药”？但近年来，个别学生考试不过关就给老师送礼；一些孩子为了当选班干部，竟然采用请客吃饭、送点小礼品等手段拉选票等现象不等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教育部门曾就“你身边最大的诱惑是什么”调查了200名初一学生。统计结果表明：钱、当班干部和荣誉依次占了前三位；感觉高人一等、可以支配他人、提升工作能力则是学生想当干部的前几大理由。这些现象表明，对孩子进行廉洁教育已经刻不容缓，培养青少年正确的价值观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社会风尚，应该成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
从“别人的东西我不拿，别人的东西我不要”这种朴素的廉洁观念开始，深圳市的各学校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廉政教育活动。比如以诚信考试作为廉洁教育的突破口，推行“考试承诺制度”，举办“廉政文化进校园”的辩论赛等。
深圳中学、红岭中学等让学生在了解诚信、崇廉重要性的基础上，还开展了“我给爸爸妈妈写封信”活动。一个孩子在给父母的家书中写道，“爸爸，我曾看过广告宣传片，一个美好的家庭因父亲贪污受贿而破碎，
你千万别搞腐败啊。”
“让孩子们写‘廉洁亲情信’有利于激发亲情，增进教育效果，不仅能用这种双边互动‘小手牵大手’的形式，净化孩子的幼小心灵；而且能够通‘小眼睛盯大眼睛’的方式，构筑学校和家庭、社会预防腐败的大体系。”深圳市纪委宣传教育室朱海鸣说。
在深圳小学廉洁校园网的“BBS论坛”上，一位学生写道：“爸爸，你再用公车接送我，我会在同学们面前很没面子的。”朱海鸣认为：“这说明廉政教育的作用正在潜移默化在孩子们心中。”
在学校，廉政文化不仅影响孩子，也用来规范教师行为。例如，针对学校教师中存在有偿家教、有偿辅导、对学生分等级对待等个别影响到教育的公正性和神圣性的行为，一些学校制定的相关制度，及时教育和严格禁止，以规范教师的教学行为。
澄清的“廉政文化明矾”
一杆天平，一边是粉红吐蕊的“青莲”花，一边质量失衡的“红包”和钞票。“清廉是福，拒绝红包，远离腐败。”这样的廉政公益广告，乘地铁上班的深圳人每天都能在地铁站看到；走在深圳街头，大型廉政公益广告跃上了电子显示屏，市民抬头不见低头见；机关办公楼电梯里，公益广告与公务员一同上上下下。这些廉政公益广告有的正面弘扬，有的反面警示；既有温馨提醒，又有谆谆劝导，在公务员和干部中营造了浓浓的廉政氛围。
中央纪委信访室副主任修晓波博士认为，廉政文化建设就是要用文化的影响力来推动党风廉政建设，是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方法上的一种新尝试，弥补了道德建设中对领导干部约束的某些空白。
他认为廉政文化建设与反腐保廉工作不同的是，廉政文化建设并不是由行政命令完成，而是靠营造文化舆论氛围，靠潜移默化影响，靠社会感染力和公众的力量去推动。反腐保廉要引向深入，离不开廉政文化的有力支撑。修晓波强调，倡导廉政文化，首先要破除中国传统官场上的许多陋习影响，如“官官相护”、“裙带关系”等。
在深圳，廉政宣传已经浸润进普通百姓的生活。点击鼠标，你可以浏览深圳市纪委、市监察局建立的“深圳明镜网”；翻开报纸，你可以看到深圳特区报设立的《直通车》专版；掌握遥控器，你可以欣赏电视台的“廉正直击”节目；通过电波，你可以听到在电台的“民心桥”节目。
这些每周固定刊（播）出的四大精品栏目，不仅成为反腐倡廉的宣传教育阵地，而且成就了廉政教育工作的品牌效应。一年来，《直通车》专版共邀请到19位市领导，以及逾40位市直单位（区）主要负责人担任了“民意直通车”嘉宾，累计受理市民咨询、投诉的问题5600多个。“民心桥”节目的收视率在深圳广播电台节目中居第2位，广告收入居第1位；“廉正直击”栏目的收视率在深圳电视台专题类节目中居第1位。
深圳市纪委宣传教育室颜涛主任认为：“生动、实在，特色鲜明的反腐倡廉宣教工作，不仅拉近了反腐倡廉工作与市民的‘距离’，较好地展示其亲和力，更重要的是老百姓觉得为他们办了实事。廉政文化宣传就像明矾，可以澄清社会这池深不可测的水塘。”
与“红包”博弈
“不是不爆，时候未到。”一则被点燃引线的红色鞭炮愈燃愈进，这则关于收受“红包”的公益广告让人印象深刻。
“近94％的人认为在中国做生意，给回扣、好处费和请客送礼的现象普遍；六成公众对反商业贿赂的成效信心不足。”近期一项由南开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与中央党校《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编辑部进行的问卷调查引起人们的关注。东方文化中人情、人际关系的泛滥成商业领域的“红包”，让不少初来乍到的外商头疼。
对收送“红包”现象，深圳市一直保持着高压态势，凡有群众举报的“红包”问题都坚决一查到底。不仅如此，深圳还结合自身实际，要求全市党政机关和党员干部一律不准用公款购买任何形式的代币购物券（卡），不准用公款向领导干部和有关单位赠送礼品、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甚至还规定，一些单位和个人利用过节向一些领导干部赠送名贵花卉，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红包”，要坚决制止。
去年，深圳大力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全市立案查处商业贿赂案件145宗，涉案人烟147人，涉案金额6957.68万元。通过办案，收缴非法所得3900多万眼，挽回国有资产损失7亿多元。
“要在全社会形成廉政的文化风尚，想些歪门邪道递红包的人也就无地自容了。”颜涛主任说。“各种廉政文化工作都是从正面教育或反面警示，给公务员和市民，包括孩子种下‘反腐疫苗’，让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风气。”
拒收的“红包”党员干部多了，深圳市群众举报投诉的少了。去年与2000年相比，举报投诉下降了80％。深圳市总商会副会长李岸生说，他与内地企业界的朋友常有交往，那里常常是没有“红包”办不成事，深圳以前有这种现象，现在基本上没有了。只要按规则办，能办的都会办；不能办的事，送钱也没用，内地企业界的一些朋友特别羡慕在深圳的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