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国的教育梦

文/本刊记者 张洪

三大举措加码教育

祁俊甲在甘肃省甘南州州政府政协任职，所在地是合作，1000多元的月薪，在中国大城市算是很少的一笔收入，但在人口只有几万人的中国西北小城镇，却能养活全家。他的儿子卓玛甲今年14岁，在当地一所中学读书，妻子则是全职太太。

“在我们那里，2元钱的出租车想上哪儿就上哪儿，说起来这里的人都不信”，他的脸上带着当地特有的“高原红”，但他却摸着面庞呵呵笑着说：“还是白了好看。”

谈到此次“两会”温家宝总理的报告中关于师范生免费的问题，祁俊甲别有一番关注。把孩子送到内地上学，在中国西北地区的父母眼里，是一个梦想，与内地父母送子留洋有些相似，日后稳定的工作和较好的收入，是这背后的动力。 然而对于牧区的人来说，供给一个孩子读完大学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当地人的家产有时只有几头牛羊，兰州理工大学党委书记王智平说：他所在学校特困生欠费高达3000万元。

“希望政府加大对少数民族教育的投入，教育的不平等就是人生的不平等”，在人民大会堂大幅国画《报春图》前，来自内蒙的政协委员巴门音德被记者团团围住。

从今年新学年开始，中央财政的奖学金和助学金支出将由上年18亿元增加到95亿元，明年将达到200亿元。对贫困地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福音。

“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学，都能上好学”，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做出的承诺，使全场掌声持续很久，那一刻，台下正襟危坐的好像不再是代表，而变成了他们确实就有的身份--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伴随着这个承诺，此次“两会”出台了三项实质性的举措：在中国农村全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和中等职业学校建立健全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制度；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这是政府工作报告中谈论教育篇幅最长的一次。

这些新出台的教育措施更坚定了中国教育的走向：入学的公平和教师价值的提升。与此同时，中国财政部长金人庆表示，公共财政最愿意为教育“买单”，显示出中国财政对教育优先考虑的一份体贴。

今年的“两会”上，在记者穿梭采访的几大会场中，教育无疑是争论最为激烈的地方之一。委员的嗓门、精神、情绪都高于其他会场。

让优秀的人当老师

“日本为什么会那么强？它是什么时候开始发展的？”

坐在京丰宾馆宽敞的大厅里，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冼鼎昌向记者提出了这个问题。

“甲午战争时，日本打败了大清帝国，中国向日本赔款，大约每人一两银子，日本一半用来发展经济和工业，一半用来发展教育，国力很快就上来了。没有几年，日俄战争时，日本甚至打败了俄国。可见教育是根本的事情。” 家住中关村，每天从西边去中科院高能所上班，时或还去城里开会，经常出国的冼鼎昌发现，中国的道路、立交桥和高楼都不比国外差，但是中国还不能算强国，他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国民素质。“我也许悲观了一点”，冼鼎昌笑着摊手，“这个问题大概要40年才能解决。也许等你们当上老太太时才有希望看到。”

谈到小时所受的教育，冼鼎昌说：“我小时读书，先去文昌庙里拜管文运的文昌帝君，他手下有个魁星，拿一支大笔，拜过他以后就去拜孔子牌位，然后再拜老师，当时老师的位置和‘天地君亲师’一样比肩同等，可见我们中国一向是文化之邦。”冼鼎昌感慨道。

“国民素质的提高比盖大楼、比GDP的增长、比我们工资的增长都慢，如何提高？只有一条路，就是仰仗教育。教育除了知识灌输以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提高国民素质。”

2006年，中国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占GDP的比例是2.82%，冼鼎昌介绍说，一般发达国家要到4%，丹麦可以到6%。他还记得当年有一部苏联电影叫《乡村女教师》，片中教师的职业神圣高尚，让人羡慕。“教师的收入要和他的地位成比例，起码要有中等以上的水平。” 来自四川重庆的政协委员陈万志认为，“教育最大的不足依然是多元化程度不够……教育管理体制僵化阻碍‘大师级’人物出现。”

建国初期的中国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那时的教育是什么水平，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数学院教授谢衷洁。

谈到上世纪50年代的教师装备，谢衷洁说，当时他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读书，学校的副主任是中学数学教科书的撰写人；物理老师赖中生是中国物理学会的理事，二战时，中国修建中缅铁路，他是铁路工程师；语文老师蓝翎是毛主席当年批《红楼梦》时“钦点”的两个小人物之一（另一个是俞平伯）；历史老师是中国历史学会会员；体育老师则是国家足球裁判……这样一串名单下培育的学生，毕业后肩负重任的比比皆是。

本次“两会”，总理报告提出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旨在提高教师地位，“这是政府尊师重教、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示范性举措。”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原副校长叶建农告诉记者。

贫困地区的心病

加大教育投入是中国政府的一贯决心，而加大对中国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更是一种迫切。

1986年，中国通过了《义务教育法》，在当时经济条件存在很大困难的情况下，整个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率仅为20%。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困难时期，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所花的时间一般要30~50年。中国从提出义务教育到把义务教育前面“收费”二字删掉，仅用了20年。

义务教育是整个中国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2006年，总理宣布，中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免除学杂费，5000万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村孩子受益。今年开始，将在全国范围1亿5000万学生中免除学杂费。

“这个事情特别重大”，中国教育部长周济一字一句地说。

3月7日，周济列席政协教育组的讨论，委员发言时，这位看起来十分敦厚的教育部长一言不发，时或疾书，即或点头。散会后，在媒体的重重包围下，周济始终面带微笑，显示出他对中国教育的一份信心。他表示，高校学费不会增加，“这一点毫无疑问！”“这是一道高压线，决不允许一边免费，一边乱收费。” 在录音笔险些被挤掉的情况下，周济告诉记者：这次免除学杂费的做法是治本之策，过去一些乱收费现象与我们对教育的投入不足有关，现在政府的教育投入已使老百姓比较满意，在这种情况下，各位校长也会好好去做，从去年5000万西部地区学生免费来看，效果较好，投诉大大减少。最后，教育部长希望媒体和他一起来实施监督。

提高教育质量，最重要的一条是“让优秀的人当老师”。教师出身的周济，对教师这一职业怀有深厚感情。“这次我们要下决心采取一系列优惠措施，使教师成为最受人尊敬的职业。”说这番话时，周济神色坚定。 “现在明确了，义务教育是政府的义务，不是家长的义务。”经济学家吴敬琏委员说。

同一天的会上，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张少春承诺说，政府将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并保证将财政性教育投入占当年GDP的比重提高到4%的水平。

在中国，一些穷乡僻壤的孩子读书还存在着困难，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免除学杂费实施以来，2006年底，西藏适龄儿童入学率已经达到96.5%，在农牧区实施义务教育以后，当地小学生享受的是包吃、包住、包学习用品的“三包”政策。西藏拉萨实验小学副校长卓玛告诉记者，她去地方小学探访，当地校长说了一句很朴实的话：现在日子好过了。 但这并不等于不存在问题。目前，大学毕业生多半还是宁要城市一张床，不要基层一套房，艰苦的条件，微薄的收入使很多在城市无所事事的毕业生对西部望而生畏。

“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教学质量还不尽人意。”卓玛说：“一些学校的老师来我校听课，多半早上5点就要起床，自己掏钱搭中巴车，晚上摸黑才能到家，有时还要骑马。”这样艰辛的“自修”不利于师资的培养，她建议在当地建立教师培训基地。

在赴农村实习时，艰苦的条件和恶劣的环境，使一些城市的教师坦言，短期可以，长期则难以坚持。除了生活和待遇的提高，卓玛建议评定职称多一点指标倾斜农村，使当地教师安心工作。

　经济学家厉以宁委员介绍说，最近北大校友会在深圳捐款建立了“助学贷款基金”，以基金为担保，银行扩大5倍放款做大学生助学贷款，对于解决当前大学生助学贷款是可行的办法。

“清华毕业的学生几乎每人都有5、6个职位等着选择。”原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委员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清华大学坚持，只要是优秀的学生都要招进来，我们会通过奖学金或助学金的办法，任何学生都不会因为生活困难而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