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有道
文/本刊记者 张洪
慈善不是锦上添花
今年的“两会”上，从政协委员杨澜步入人民大会堂开始，就被围在记者群中宣讲她的“慈善意识”，米黄色风衣，配上打理得当的短发，杨澜的“劝善”人缘十足。
从1997年把第一笔稿费30万元捐给希望小学起，杨澜就开始了她以个人方式回报社会的慈善之举。
“慈善公益组织的发展，遇到的问题是各个方面的，中国有上百万的草根公益组织，但包括社团在内注册的只有28万，很多都没有合法身份，最后不得不到工商那里去注册，我觉得这种现象亟待改变。”杨澜呼吁慈善组织能够在注册合法身份上有一种认证。
作为阳光文化基金会主席，在杨澜那里，慈善已经从“一时兴起的善心”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摆脱了更多的说教和居高临下，她认为：“这是我自己一厢情愿处理财产的方式。”
“慈善活动是除了市场分配、政府分配之外的‘第三次分配’”，暨南大学副校长周天鸿告诉记者，在这次分配中，许多富人的财产转移到穷人手中，对于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十分有利。
“慈善事业不搞锦上添花的事，就是雪中送炭。”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中国慈善会会长范宝俊说。他透露，目前，中国全国性的慈善组织已发展到200多家，管理水平也在日渐提高。“现在需要全社会对慈善事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社会普遍认为：慈善是富人的事儿，其实，一般老百姓也可以去做。”
范宝俊介绍了中华慈善会开展的“微笑列车”项目，实施8年来，该项目救治患唇腭裂儿童10万个，让他们有了与其他孩子一样的灿烂微笑。
另外一个比较成功的慈善事例是秦皇岛市的慈善会，该会每年选择200个特困生，每人一次资助3000元，帮助这些孩子入学。令范宝俊惊讶的是，这些特困生的入学成绩均在500分以上，600多分的有好几十个。“如果无人资助，这些优秀学生会被学费拦在校外。”
范宝俊介绍说，国际公益机构和个人都愿意助学，因为这样既可以改变当地的教学条件，也可以从根本上帮助当地脱贫。他走过农村很多地方，几家中总有一家孩子辍学，“如果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读书出来了，这个家就会基本脱贫。”
据中华慈善总会统计，中国每年的捐赠大约75%来自境外，15%来自国内富人，10%来自平民百姓，中国国有企业参与捐赠慈善事业的只占1%。
对于目前的慈善现状，中国第一代聋儿康复专家万选蓉委员并不满意，她认为很多人还不太理解，有些人理解了又不知该往哪里送钱。
这位中国聋儿的“漂亮妈妈”告诉记者：“在美国，一个孩子用一美元建立了一个基金会，帮助非洲人打井，大家只需捐助一美元，积少成多就是很大的一笔，而目前我们的一些慈善活动还是在摊派。”
“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扶贫济困”，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国家宗教事物局局长叶小文说。他透露，2004年印度洋海啸事件时，中国佛教界在灵光寺举办募捐法会，一天捐款数目达到1000万元人民币，速度快，效率高。“宗教以慈悲为怀，应该协调引导大家做慈善。”
但在杨澜看来，多数人的行善还是一种感情冲动，并没有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对于中国目前的慈善现状，杨澜指出，国内公民以个人身份参与慈善捐助的只占每年捐助额度的10％~15%，但美国70％以上都是公民个人捐助，为了提高公民参与度，中国需要建立慈善文化。
“不是人家不人道，而是人家不知道”
3月5日，北京经历了一天春雨之后飘下满城雪花，对于使用双拐行走的新疆委员胡志斌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去年的今天，我在小组讨论会上用笔记本电脑播放了一段自己在新疆和田地区洛甫县麻风病村拍摄的录像片，并为此送交了一个提案。此举反响很大，一年间，麻风病村有了较大改善。”
洛甫县麻风病村位于新疆戈壁深处，与世隔绝。这个村共有2000多人，多多少少都有麻风病症状，其中严重的有270多人。病人生活贫困，且受到歧视。几年前，胡志斌前往该村进行调研，发现当地人吃的“囊”（一种饼类食物），对着太阳一照能透出光亮，根本不能果腹。他把该村的情况制成VCD到处播放，去年大会期间，这盘录像片让众多委员深受震撼。
随后，中国残联、卫生部等部门联合组织的国家医疗队来到该村，连续两天，几十名麻风畸残者作了矫治手术，5天内，国家医疗队矫治了187例新疆麻风畸残者。
“这个项目得到了国家彩票公益金的扶持，让人充分感受到了政协的作用。”胡志斌说，他最近一次再去洛甫县麻风村，那里的村民，“有肉吃，有奶喝，生活大为改观。”
前不久，表演艺术家朱时茂发起了一场为100个新疆贫困残疾人装配假肢的活动，捐款20余万元，帮助100个新疆贫困地区的肢残人重新站了起来。
胡志斌告诉记者，当时，被捐助对象中有一个20多岁的女孩儿，装上假肢后立刻开始蹒跚行走，朱时茂问她以后有什么打算，女孩说想开一家小商店，朱时茂当即出资赞助，如今，这家小店经营良好，女孩儿已然有了存款。胡志斌呼吁全社会都来关注弱势群体，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
“不是人家不人道，而是人家不知道”。在政协会上，中国残联主席邓朴方的这句话被委员多次引用。“残疾人工作不是让我们来哭，来掉眼泪，而是目前这种工作已经有了法律的保障。”万选蓉委员说。
窗外，瑞雪正在消融，空气中飘来清新的味道。华育基金会会长郑斯林委员向记者透露，现在还存在着周末回家后，需要带上一周的干粮去上学的孩子。他们的基金会旨在帮助这些孩子。“我们帮助的学生也在奉献爱心，他们自己组织起来星期天去义务劳动。这样下去，社会风气就会改观。”
“我不羡慕你的活儿”，面对中国如此多的待救助对象，新加坡的一位官员毫不隐讳地告诉郑斯林。但这位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还是有着坚韧的信心，他放言：“任何人没领到养老金，给我打电话。”
呼唤慈善立法
“希望工程18年捐款总额30亿元，算经济账这些钱只够在上海修4公里地铁”，说出这番话时，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徐永光神情严峻，“但希望工程给社会带来的精神、道德、文化的影响不能用钱来衡量。”
徐永光委员认为，目前中国的公益事业是官方组织占主导，草根的非政府组织比较弱，但将来的发展趋势应是官方组织成为草根组织的资金提供者。
今年两会上，被热烈讨论的“企业所得税法（草案）”引起了委员代表的强烈关注。
“这是一大进步!”杨澜说。
这条法律改变了以前做慈善还要缴纳税收的不合理情况。过去企业捐款100万元，最后要交税近60万元，由于税赋过重，许多中国富翁并不愿意捐钱。这一政策的出台有望吸引更多人投身慈善。
“现在许多人热衷于参与慈善事业，不少人通过网络联合在一起帮弱助贫。”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委员说。她发现，现行法律中关于民间组织和慈善方面的法律严重不足，很多公益活动无法可依。为此她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完善慈善方面的立法。
无独有偶，暨南大学副校长周天鸿和中国红十字会基金会理事长王立忠也呼吁尽快出台《公益慈善事业促进法》，在中国培育一批高质量的慈善机构。
虽然慈善是一种对他人的帮助，但杨澜却感到快乐的其实是自己。在谈到劝募问题时，她希望中国能够设立一个慈善公益日，在这天对慈善文化进行比较集中的宣传。至于哪一天比较合适，她也很想听听大家的意见。有人说定在春天较好，春暖花开，比较有希望。有人说定在冬天，雪里送炭才能体现人间的温暖。杨澜告诉记者，这类的劝募日在国外比较普遍，这种形式可使一些中小慈善机构在组织活动时节约部分成本开支。她说，这些建议都是希望借助各种宣传形成社会关注慈善事业的风尚，使人们在自己富裕之后，能更多想到回报社会，促进社会和谐。
“和谐社会是外在和内心的和谐”，胡志斌委员意味深长地指着走廊里的一盆冬青说，“就像这盆花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