铿锵玫瑰在海地绽放

文/刘 洁

在海地紧张艰苦的战斗生活中，我们8名女队员与男队员们一样，经受住了各种严峻的考验。

女队员主要负责队部指挥中心的工作。24小时轮流值班相当枯燥，由于长期值夜班，所有的女队员都出现生理周期紊乱的现象，身体都出现了问题。而且，除了正常的队部工作外，我们女队员还主动请缨，参与了防暴队几乎所有的外勤工作,与男队员一起背负着沉重的武器装备，承受着装甲车里难耐的高温，冒着随时被袭击的危险，还要克服身体和生理上的不适。有时一天的外勤连续长达14个小时，其间为了不上厕所，我们只能尽量少喝水甚至不喝水，生活的艰苦和环境的危险是生长在和平年代的我们难以想象的。

第一次出外勤是刚到海地不到半个月，当时正值海地局势恶化，一周内连续发生了多起针对联合国人员的袭击事件。我和另一位女队员主动要求第一批去，虽然在其他姐妹们面前表现得很轻松，但是一直干内勤工作的我们心里真的没底。为了不影响同伴休息，那天早晨很早我就蹑手蹑脚地走出了宿舍，可当巡逻的车队经过营区门口时，我惊讶地发现另外几个姐妹早已等候在那里，她们并不清楚我们在哪辆车里，向每一辆出行的车辆挥手送行。透过装甲车巴掌大小的窗户，看到她们找寻的目光和掩饰不住担忧的神情！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从那时起，我们就形成了这样一个自发地为出勤的姐妹送行和迎接的习惯，那发自内心的担忧和问候，传递着亲人般浓浓的深情和牵挂。

海地大选最紧张的时期，女队员负责计票中心的站岗执勤，这里是各国要人前往计票中心的必经之路。2月13日的骚乱就发生在距离我们哨所不足五十米的营区外的迎宾大道上，废旧车辆燃烧散发出的滚滚浓烟淹没了计票中心的上空，当时执行任务的是只有23岁的法语翻译张沛，那天她身体不适，但还是坚持站完那班岗。没有勤务的三名女队员也不约而同地来到了哨位。在那最紧张、最危险的时刻，大家没有语言交流，但彼此会送去一个默契的眼神和宽慰的微笑，正是这浓浓的情谊支撑着我们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日子。

执行勤务,危险时时就在我们身边。国家监狱平暴让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的恐惧，感受到作为一名警察原来和危险离的那么近。5月14日，国家监狱发生暴动，防暴队领导紧急部署，刚刚值完夜班准备休息的队员们又迅速赶到现场。作为翻译的我，陪同政委来到距离闹事犯人不足20米的监狱最内层近距离观察，从观察点到我们大部队集合的位置之间，要经过一条五十米的小路，这段路使我们完全暴露在囚犯的视线里，他们将手头能扔的石头、铁锁一股脑的向我们砸来，背后还不时传来枪声。因为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当时很紧张，看着落在身边的石头，动作也是麻木的。正当我专心翻译时，突然，一名男队员把我拽了一个趔趄，与此同时一块铁锁就砸在我刚才站的位置。事后，回想起那个场面都觉得有些后怕。 我们这样笑对生活中的一个个困难：营区的厕所面积不到一平方米，全封闭式，待在里面就像是在一个大闷罐里，汗流不止，臭气熏人，我们就戏称上厕所为“洗桑拿”；一日三餐不见绿色蔬菜，土豆洋葱天天当家，我们称之为“增白大餐”；一天到晚40多度的高温，衣服湿透是家常便饭，我们称之为“瘦身总动员”；营区周围枪声不断，时常会有子弹落到营区房顶上，我们就会说“又放鞭炮了”。

虽然面对的是紧张繁忙的勤务工作和艰苦的生活，我们依然乐观开朗、积极向上，如举办文艺晚会，邀请了几百名联海团和海地政府官员参加，八名女队员表演的民族舞蹈尤其受大家的欢迎。联海团的外国官员也表演了精彩的节目，他们的参与使我们的营地变成了一个国际大舞台，我们也向各国友人展示了中国警察多才多艺的另一面。

八位女队员都是第一次离开家到这么远的地方，执行这种危险的任务，每个人的心情都是复杂的。

选择了维和也就选择了要负担起对家庭、对亲人的感情欠债。来自烟台的曲晓云，孩子才三岁，她把孩子的照片贴在床头，每天睡觉前都会看上一小会儿，说上几句话。其实，孩子也想妈妈，有一次她和孩子在网上聊天，突然间孩子哭着冲她大声喊：“妈妈，你怎么还不回来啊，妈妈，你不要我了吗？”当时曲晓云的眼泪一下子涌出眼眶，怎么也止不住。是啊，为了让海地的孩子们也有一个欢乐的童年、一个幸福的家园，我们只能忍痛割舍对亲人的思念。我想等孩子长大以后一定会理解自己的妈妈，也一定会为妈妈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