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爱泼斯坦

本刊记者 张学英

慈爱

半个多世纪以来，爱泼斯坦一直是一位标志性的人物。他是从抗日战争之初就同情、帮助中国革命的外国人之一，也是今日中国杂志社的传奇人物。因为他的平易近人，老同事都亲切地叫他“艾培”，年轻一辈则称他为“爱老”。
在爱老去世的前三天，他的病情牵动着杂志社里上上下下每个人的心。去过医院的人都被拉到大家中间，尽可能详细地叙述他所能听见看见的一切。
“去世前几天，他还兴致勃勃地和我谈了一下午犹太人在中国的历史。”一直守候在爱老病床前的今日中国杂志社社长宫喜祥说，“他的思维很活跃，聊天的话题很广，他谈到这几年西藏的巨变，还谈到国亲两党的大陆之行。他说如果这次能健康地从医院走出去，他最大的心愿是去西藏和台湾看一看。在最后的几天，他一直对生活满怀激情、充满想往。”
“他是一个好人”、“太可惜了”、“他是一个新闻大家”，对于年轻一辈的记者编辑们来说，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多的、关于他的评价。三天里，杂志社的大楼被一种沉重的气氛所笼罩，人们默默地祈祷他能挺过来。然而不幸终于降临。
在爱泼斯坦先生逝世后，记者采访了7位他的亲朋好友，记录了他生活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片段，希望能与认识和不曾认识爱老的人，一起缅怀这位受人尊敬的，始终以微笑示人的长者。

艾颂雅：1952年出生，爱泼斯坦与夫人邱茉莉收养的一对儿女之一。现旅居美国。
温柔的父亲
因为父亲工作忙，家里的事情都是妈妈在管。妈妈怎样管理家庭，怎样管理孩子们，包括财务方面的问题，父亲从来都不过问。他对生活要求比较简单。在家里，给他吃什么，他就吃，给他穿什么，他就穿，哪怕吃得再简单，穿得再破旧，他也从不计较。对他来说这些都是小事。
在我的记忆里，父母从没有对我们发过脾气，即使是做了出格的事。他们既不打骂也不说教，也不摆出父母的威严，从来都是商量的口气：“你看，要是这样做会不会更好一些呢？”
父亲很尊重我们。他在家的时候多半在工作，如果不工作也会看书，很少理会我们。但当我的同学到家里来玩的时候，他总会放下手边的工作和他们聊上一阵，不会因为是小孩子，就看轻了他们。而且，只要到过家里一次，第二次见面时，他准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每次，我的同学是又惊讶又激动。
外表看上去老成持重的父亲，私下里却是一个童心很重的人。小时候，晚上临睡前，他总会讲故事给我听，他经常是一边讲一边自顾自地哈哈大笑。有的故事已经讲过很多遍，可他仍然像第一次一样，大笑不止。我现在一想起那些故事，就能听到他那种毫无顾忌的、沙哑的、有感染力的笑声。
我在国外定居后，很少回国，与父亲的联系主要靠电子邮件。有一次，我写了五六封邮件都不见有回信，吓坏了，赶紧打电话回来，是他接的电话，他说：“妹妹（这是爱泼斯坦夫妇对女儿的爱称），真对不起，吓着你了。我只是突然忘记了如何使用电脑了。”声音里充满了无辜和无助，我突然意识到他老了，眼泪当时就流了下来。他总是替别人想得很多。在他身体不太好以后，还有很多人请他写序言、润色文章、审稿，他很少拒绝。我们经常劝他：身体要紧，不要做了。而他总是说：“我身体很好，不用担心。他们张口求我也不容易。”我现在想想，当时为什么就那样相信：他的身体很好。

戴爱莲：1940年与爱泼斯坦相识，并成为朋友。著名的舞蹈艺术家。
一个真诚的人
艾培虽然长了一张外国人的脸，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他吃的、穿的以及他所说的，你都感觉不到他是一个外国人。最重要的是他有一颗中国心，他说，中国是他的国家。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经济、政治或其他方面出现问题的时候，一部分对中国不怀好意的人便会跳出来，抓住失误大做文章。那时已担任杂志社总编辑的艾培与我们这些老朋友聊天的时候，总会聊到这些。他也很注意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以便针对某些论点，在杂志上予以澄清和批驳。他总是说：“中国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它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国家。正在进行的改革，就是为了使中国更好地前进。”我觉得他是客观的、真诚的，我很尊重他。
艾培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我从来没听到过他说“真糟糕”，也从没听过他抱怨什么。我甚至不知道，在“文革”的时候，他也被关进过监狱。直到前不久，看了他的新作《见证中国》，我才了解。
近几年，朋友们见面的时间少了，只是偶尔打电话互相问候。他听到我的声音总会开玩笑地说：“放心，我还活着呢。” 每次听到这句话，我都很欣慰，可谁知这样乐观的一个人却先走了。

童心未泯的爱老

周幼马：著名医学专家、原卫生部顾问马海德之子。
酷爱大海
爱老说他最早见到我时是在延安，那时我还是襁褓中的婴儿，不到一岁。我们真正熟悉起来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他那时已经80多岁，行动不便，只能坐在轮椅上。他经常开玩笑地对我说：“以前我抱过你，你只有那么一点儿，而现在你又高又壮，轮到你抱我了。”
北戴河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从4岁起，他的父母就带他去那里度假。他经常跟我讲起他与父母在那里度过的美好时光。我想他之所以如此喜欢北戴河，除了对大海的热爱，还因为那里能够让他回忆起过去。
只要有机会，他每年都要去北戴河。我在北戴河见过他4次。2000年，他身体状况还不错，能在海里游上2个多小时；到2001年，虽然还能下海游泳，但需要别人把他搀扶到海边；到2002年的时候，医生只允许他站在浅海里泡上一会儿；一年后，他因患癌症做了手术，没有去成；2004年，所有的医生都反对他去北戴河，一是他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伤口也没有完全愈合，不能下海；二是长途颠簸会很劳累。可他特别想去，最后没人拗得过他，只好让他去了。不能下海，他就请人搬了一把椅子放在海边，他坐在椅子上，把脚浸在海里踢一踢水。也许那时候，他已经预感到这可能是人生中最后一次到海边了。
爱老很幽默。他给我讲了一个关于游泳的笑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下海游泳的时候，周围总会有一些人保护，为此，他很是得意：“看，我有这么多保护者。”有一次，他问其中一个保护者：“你会游泳吗？”那人回答：“不会。”他很奇怪：“那你怎么保护我？”那个人一脸诚恳地说：“我会喊救命。”

臧英年：曾与爱泼斯坦为邻十年。美籍华人，著名的控烟专家。
有毅力的戒烟者
我们是1990年成为邻居的。那时我刚从美国来到北京，搬入友谊宾馆。我经常看到一对老夫妇在楼下的院子里散步。先生是外国人长相，坐着轮椅，妻子是中国人，推着他，他们看上去很幸福。后来，我知道他们是爱泼斯坦夫妇。
因为是邻居，我又能用英文与他直接交谈，而且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很快我们就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每到节假日，尤其是圣诞节和春节，我们总会互相串串门。到他家做客，一杯清茶，一碟子夫人自制的美味甜点，虽然简朴却很温馨。圣诞节期间，老俩口会在客厅里拉起两条长线，交叉成十字，上面挂满了花花绿绿的贺卡，很是漂亮，也很有情趣。
我们的谈话内容大部分都与戒烟有关。我是1992年投身到中国控烟的义务工作中，因为我从不抽烟，他便以一个过来者的身份向我介绍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控烟方法。据我所知，爱老是在1985年的七十岁寿辰之后彻底戒烟的。他通知所有的亲朋，绝对不要送烟上门。他还规劝他身边的朋友不要再抽烟。更令人钦佩的是，1995年，在他的一本名为《突破封锁访延安》著作的序言里，他写道：“做了五十多年的‘烟囱’之后，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戒烟十年了。我发现这对我的健康有好处，而对写作没有影响。这一习惯，对年老、年幼的人都有害，我持反对态度。对吸烟的朋友们我呼吁，像我一样戒掉吧！你会因此受益匪浅。”
在中国，戒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大多数人对于吸烟者都会采取一种容忍的态度，而且很多人还会投其所好，知道你爱抽烟就送烟给你。因此我很佩服他，能拒绝这种诱惑，还能公开批评吸烟的行为，而且是在七十岁的高龄，戒掉五六十年养成的习惯，很不容易。

张水澄：爱泼斯坦的朋友，退休前任《今日中国》摄影记者。
判若两人
1953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建设》，就是现在的《今日中国》。艾培当时担任《中国建设》的执行编辑，负责所有英文稿的后期改编、润色、加工。
艾培闲暇时最爱与人聊天，他的知识面特别广，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他还会讲好多故事、笑话，经常是等不及你笑，他已经嘎嘎地先笑起来，很容易亲近。甚至有人拿他的身高开玩笑，他也不在意。一次联欢舞会上，当个子矮小的艾培与身材高大的邱茉莉跳舞之后，一位爱开玩笑的女性问他：“你和夫人跳舞有何感受？”反应机敏的他立刻回答：“我能听到她的心怦怦跳个不停。”当了总编辑以后，他的工作异常忙碌。当时社里的职工结婚时，都以能邀请他参加为荣，他也总是欣然前往。因为他从不摆架子，婚礼上大家总是玩得很尽兴。
可是一旦工作起来，他却是一丝不苟，聚精会神，屋里静得连掉根针都能听得见。杂志社的人都知道在这时候是不能打扰他的。
当时，只有两个人对艾培最有意见，一个是印刷工，一个是校对员。一般文章在三校后就可以清样下厂印刷。可是校对员发现，经艾培四校后的文稿还有大量的改动。上世纪50年代的印刷技术不像现在这样发达，采用的是铅字印刷。他每改一次，印厂的工人都要重新检字，工作量非常大。他们向他提意见，但是艾培依然故我，无论文章已经改过几遍，只要经他手，让他过目，他一定会再修改。后来，大家发现，经他修改后的文章真的是一遍比一遍精彩，也就不再说什么。

王刚：1992年至2005年担任爱泼斯坦司机。
忠诚于中国革命的老者
老人家是一个极会利用时间的人，每次我开车送他去参加聚会，或者送他去北戴河，他都让夫人事先给他准备一本书或是报纸在路上看。他有一个习惯，经常会在报纸或是书的空白地方写些字或者做些记号。他说那是早年采访时养成的习惯。
老人家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吃苹果。他吃苹果不仅从不削皮，而且连核都不放过，最后只剩下一个苹果上面的柄。颂雅曾经打趣他说：“我以前不理解人是从猿变来的，但从爸爸吃苹果，我现在知道了人是从猴变来的。”
我很少参加他的聚会，唯一的一次是参加纪念克鲁克（国际友人、北京外国语大学资深教授）的活动。克鲁克是爱老的老朋友，他去世后，爱老和几个老朋友相聚在北外的一个小礼堂里举办了一个小型纪念活动。你猜他们纪念活动的第一项是干什么吗？唱《国际歌》。唱完《国际歌》，唱《社会主义好》，这还不算，最后还唱了一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们都是外国人，都曾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可他们还是那么虔诚，那么郑重，我当时感动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美国夫妇阳早和寒春（阳早1946年到达延安，寒春1948年到达延安。后来，夫妇二人留在了中国），住在北京郊区，他们也是爱老的老朋友。每年12月26日，我都要拉着艾培去他们家，因为那天是毛泽东的诞辰日。每年，他们都会买蛋糕、蜡烛，为毛主席祝寿，从未间断过。

张彦：原今日中国杂志第一副总编。
爱泼斯坦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爱老离开我们到另一个世界是如此仓促而突然，熟悉和敬爱他的人们都毫无思想准备，无不感到万分悲痛和惋惜。一个月之内，刚刚热烈祝贺了他的九十大寿，现在却要沉痛地向他的遗体告别，在感情上实在难以承受。
在我们的心中，艾培现在以至永远都是笑容满面，声音洪亮，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从1951年起，我就和艾培在一起办杂志，而且共同经历了风风雨雨的五十多个年头。6月3日上午，在八宝山和他的遗体告别归来，我沉重的心一直在琢磨：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当然，可以列举的，实在太多太多。不过，对于我们从事新闻工作的人来讲，首先是他为人民的事业那种献身精神和强烈的政治责任感。艾培的写作却与众不同。他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向世界报道中国，同时又是从世界的视角来观察中国，二者相结合就使外国人更容易认识一个真实而全面的中国。正因为这样，许多访华的外国高层人士都渴望能有机会听到艾培的一席谈。他常说，中国人一般是从爱国主义走向国际主义，而他这一生却是从国际主义走向爱国主义。实际上，应该说，他的一身已将二者融为一体了。
他的这种政治责任感不仅限于他的写作，而且表现在他对于中国整个对外传播事业的关怀。当他看到我们的对外传播和我们国家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很不相称的时候，总要提出批评和建议。他曾经多次向中央领导提出这样的书面意见，并受到重视。
在文革的十年浩劫中，艾培和他的已故夫人邱茉莉也未能幸免于难。他们被以莫须有的“国际间谍”罪名，关进秦城监狱达五年之久。我们这些与他们工作关系密切的人，当然也免不了受牵连而遭到残酷的审讯。但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是，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公开为他们平反道歉以后，他们无怨无悔，依旧将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如果没有崇高的信仰和博大的胸怀，这是绝对做不到的。
爱泼斯坦虽然走了，他却给我们留下了那样丰富的遗产。无论是如何做人、怎样做学问和做工作，特别是怎样做新闻工作，我们都可以从这个宝库中觅得养分，而且受用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