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久平静地说着他做志愿者的经历：“我做的事情都特别琐碎，没法跟人家濮存昕比。但能为这些艾滋病患者做点事儿，我特别塌实。听到我帮助过的艾滋病患者说‘史老师是好人’的时候，我心里真的很高兴。”

与艾滋病人打交道的人

本刊记者 张 娟

时节已进入深秋，太阳依旧暖暖地照着。下午一点三十分，位于北京佑安医院最南端的“爱心家园”门前，几个着病号服的人围坐在树下的石桌上打牌。“史老师来啦！”有人发现了远处走来的一个老人，于是大家纷纷站起来与他热络地打着招呼，“你们中午也不睡会儿觉？”史老师也热情地回应着，“我们不困。”被称作史老师的是67岁的史久，与他打招呼的病人是正在住院治疗的艾滋病患者。

“史老师是我们爱心家园的志愿者。”艾滋病感染科护士长福燕告诉记者。成立于1998年11月26日的“爱心家园”，是中国第一家关爱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的非政府组织（NGO），目前爱心家园里像史老师这样的志愿者在册人数达2000人。“史老师是我们这里的第一批志愿者，也是年龄最大的志愿者”，福燕介绍说，这些志愿者身份各异，学生、工人、职员、老师、医务人员，主体是医学院校的学生。学生流动性较强，再加上对志愿者的管理完全是松散型的，像史老师这样能一直坚持下来的志愿者人数并不是很多。 跟艾滋病人打交道挺不容易的

北京大学志愿服务与中国福利研究中心丁元竹教授说，史老师这样的志愿者被称作“民间志愿者”，目前这样的志愿者在中国大约有20万人。“民间志愿者的志愿程度很高，并且很理性，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从1999年1月成为志愿者起，史老师在“爱心家园”服务已5年多了，其间他从单位退休了，但志愿者的身份一直延续了下来。

“退休前我是首都医科大学的老师，是学校红十字会的副会长，最初做志愿者是从工作角度考虑得多，退休后就是完全自愿了。”讲起5年多志愿者的经历，史老师说：不容易，太不容易了！老人说，与艾滋病人打交道，最初真的是很难，因为这是一个太特殊的群体，在承受着身体痛苦、生活重压的同时，还遭受社会的歧视，他们就封闭自已进行“自我保护”。

史老师说，相比起来现在好多了，前几年人们对艾滋病缺乏了解，在很多人心里，只要洁身自好，就不会得艾滋病。所以理所当然地将艾滋病与道德联系在一起，得这种病的人被涂上道德沦丧的色彩，会像“瘟神”一样，有的被赶出家门，有的被当地人驱赶，举家迁到别地生活，很多患者都有着十分不幸的遭遇。 “不是你一厢情愿想帮人家，他就能接受你的。你想周围突然出现了一群人，说要帮助你，搁谁都得考虑考虑有什么目的。”史老师说，“相比起来，农村来的患者比城里的患者要好接近些，可能相对来说，城里患者压力更大，他只求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他得的是艾滋病。”直到现在，史老师说有认识好几年的北京患者见了他会笑着点点头，你不会知道他的职业、他的家庭及他的一切，但看到的不再是一张漠然的脸。

史老师回忆起最初做志愿者的情景，当时佑安医院的艾滋病房在医院的一角，只有六间平房。最初志愿者们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想得先见到病人才能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帮助。就问护士长：“我们可以看望病人吗？”护士长征求病人的意见后告诉史老师“病人没有这方面的需求”。福燕说更确切地讲，是患者心中的那扇门紧闭着，艾滋病患者遭受过太多的打击，他们渴望人们的理解，但又没有安全感，怕又受到新的伤害。对于这个敏感的群体，史老师说他们所能做的首先是尊重，志愿者通过医护人员向病人送花、送杂志，让艾滋病患者感到病房外并不都是歧视他们的人，有人理解他们的不幸遭遇，真的是想帮助他们，而且没有任何目的，一次又一次后，患者一点点地消除了顾虑，接纳了史老师和他的学生，1999年的中秋节，首医红十字会带着月饼，与艾滋病患者在病房里一起过了一个“团圆节”。史老师和福燕都清楚地记得一个情景：一个名叫刘蓓蓓的学生志愿者，第一次陪艾滋病患者在院子里散步时，激动地哭了，不停地说“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

我做的事情都很琐碎

“一提起志愿者，人们都跟高尚、值得尊敬这样的词语联系在一起，我觉得自己跟高尚没什么关系，我做的事情都很琐碎，甚至不值得一提。就像是一种习惯，一件事干得时间长了，就放不下了，现在退休了，为自己找点事干，给这些艾滋病患者做点事儿，我特别塌实。”

作为志愿者，史老师说他做的都是些不值一提的小事：陪患者下棋、打扑克、聊天，帮病人买火车票、送站，为病人募集衣物，协助医护人员陪病人逛天安门、植物园。史老师说有时自己干的一些事让人听了觉得可笑，比如说一个南方来的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患者，住院后情绪一直很低落，一次聊天时跟史老师说到他喜欢打麻将。“我当时还在学校，就去找学生宿舍的管理员，他们那里有没收来的麻将，我借了来找人陪这个病人一起打，打麻将时他有说有笑，人开朗了很多，说一打起牌了就把病给忘了，慢慢地也积极配合治疗了。”

福燕说爱心家园对志愿者的工作方式没有严格的要求，一切都缘于病人的需要，只要病人需要，哪怕再小的事，也要尽力做好。要让他们知道社会上有很多很多的人都在关心着他们。 史老师是爱心家园“随叫随到”的志愿者，“史老师帮了我们不少的忙，” 福燕说忙不开的时候，她们就叫史老师过来，包括有时给新来的志愿者做些简单的培训，史老师做得都很认真。史老师则说自己的家住得离医院很近，比别人多了些便利。

遇到经济上特别困难的患者，史老师还会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们。“我退休工资不多，能帮点是点吧，”现在史老师在资助一个患艾滋病的小男孩上学，男孩的妈妈在生他的时候因输血感染了艾滋病，今年7月已经去世，孩子也被染上了，但自己还不知道。史老师对孩子的前途很担心，“孩子早晚有一天要知道的，家里又那么穷，怎么办呢？”史老师说也只能是尽力而为了。

人打交道时间长了，就有感情了，史老师说艾滋病患者更是这样，当他确定你是真正在关心他的时候，他会十分信任你。史老师手里有一个通讯录，是出院的病人留给他的，前两天有一个山西的病人打电话告诉他，要出一本书，想让史老师给看看，说就信他。史老师说他现在还可以做“心理咨询”，患者会把家里的烦心事告诉他，他会诚心诚意地去帮着“支招”；而患者有什么高兴的事告诉他，他也由衷地为他们高兴。史老师感慨说最难受的事儿是说不准什么时候，会听到哪个患者又“走了”。 他们最喜欢那张“握手”的照片

有关艾滋病的宣传在中国可以说是有些年头了，尽管大多数人当被问及有关艾滋病的传播方式时，都能较为准确地说出它的三个途径：血液、母婴和性接触，但真正当我们面对它的时候，还是显得局促不安。史老师问我以前采访是否到过艾滋病房？我说是第一次，并且老实地告诉他“有点发怵”，他宽厚地笑笑说这是正常的。

史老师说在跟患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很多患者来自偏僻的地方，信息很闭塞。他就着手做一项工作：收集报刊。凡是刊有中央及各地政府出台的关于防治艾滋病政策的信息，他都复印很多份，送给住院的患者。“我就是想让患者了解国家和政府正在为他们做些什么，为他们提供了什么优惠政策，让他们知道社会没有放弃他们，增强他们战胜疾病的信心，并消除因一些地方政府、干部的不当做法而使他们产生怨恨。”

史老师从他随身带着的布口袋中取出他带给一个新入院病人的“资料集”，记者看到有“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首批51个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公布”“河南省委书记李克强走进艾滋村”……史老师特地拿出一张2003年12月2日的北京青年报，头版刊有温家宝总理于“世界艾滋病日”在地坛医院看望艾滋病患者时，与他们握手的大幅照片，“那天几乎所有的大报都登了这张照片，我到学校里把能搜集到的报纸都找来了，还买了很多份报纸送给患者。”史老师说他告诉病人们：总理都跟艾滋病患者握手，总理都不歧视你们，你们一定要好好治病。他们很喜欢那张照片，后来这张报纸史老师又复印了很多次，因为不断有新入院的病人，来了后会找他“要那张握手的照片”。

采访中，福燕告诉记者，由于艾滋病患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艾滋病宣传防治志愿者中有很多人是“地下工作者”，这里有许多原因，但人们对艾滋病认知程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与史老师差不多同期到“爱心家园”的志愿者是位工人，他有理发的手艺，几年来他随叫随到为艾滋病患者理发，一直瞒着家人。后来他谈女朋友了，认为得对人家负责，就把做志愿者的事告诉了对方，结果吹了，临了还送他一句话：“你真有毛病。”史老师说自己不是地下工作者，“我老伴是教师，儿子大学毕业，全家人都能接受。”史老师说他退休时曾倡议同事做志愿者，但没得到回应，他没觉得有什么失落，毕竟“做志愿者就是自愿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