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影视专家对话红色经典

                          本刊记者 邓树林

黄会林，女，江西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58年提前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至今。一直致力于影视戏剧新学科的建设，重点研究中国影视美学与传统文化。		宋家玲，男，辽宁人，1940年2月出生。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1963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文艺班）。

   

一段时期以来，在中国大地上，人们对红色经典的议论，或者说争论多了起来。从而引发了如何看待红色经典，如何看待电视剧的改编，如何看待中国电视剧的发展方向等等一系列问题。本刊记者就与红色经典有关的问题，采访了影视戏剧方面的专家黄会林教授和宋家玲教授。

    红色经典，是围绕着革命历史创作的、优秀的、具有永恒生命力的一些作品。

“红色经典”一词源自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红色经典”是指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新时期，即改革者开放以前这一阶段的重要的作品，除文学作品以外，还包括舞台戏、电影等    。

今日中国：何为“红色经典”？“红色经典”一词是怎么来的？

    黄会林：我想，“红色经典”是从经典一词延伸出来的一种说法吧。用红色来界定、限定它，可能指的是跟中国革命历史相关的、有特定文化价值的作品，给它命名为红色经典。我个人认为不包括名著。经典可跟名著等同，不管是古代的《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四大名著，还是近现代的经典性作品，像郭沫若、老舍、曹禺的著作。红色经典是具有一种自身独特的持久性的生命力，而且具有一种时代的标志性的作品。能称之为经典，应是具有一种永恒的魅力。红色经典，我个人理解，是围绕着革命历史创作的、优秀的、具有永恒生命力的一些作品。有的学者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那些名著还可以称为经典，而反映中国百年来历史这样的作品，称不上经典，也就够不上红色经典。

    如果按这一理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红旗谱》、《青春之歌》、《保卫延安》等等，还有更早一些时候出版的，如延安时期的《白毛女》等，都可以属于红色经典。

宋家玲：“红色经典”这个名词怎么叫出来的，从哪开始，我的印象是，从电视连续剧《激情燃烧的岁月》播出以后。《激情燃烧的岁月》的热播，一个是吸引了老一代，他们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引起他们很多回忆；第二吸引了年轻一代，他们没有经历那个年代，那个年代出了那么多英雄人物，充满那么多激情，这激情对现在的年轻人感到陌生。但他们也希望了解那个年代。这部电视剧唤起不同年龄段对那个红色年代、红色岁月的怀念。这些观众的反映给很多的电视剧工作者、创作者以启发：红色年月，革命年代的人和事，或者“十七年”（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产生的作品，在当今还是能够得到人们认可的。从那开始，人们开始议论那个年代产生的作品，怎样来对待那个年代的作品，然后，报刊，各种媒体出现红色经典的字样。

“红色经典”，这是从古代的经典，如四大名著等延续下来的。现在用“革命”二字好像不太合适，于是用“红色”代替“革命”二字，更宽泛一些。

一提到“红色经典”，人们就想知道它指的什么，什么时期的作品。目前来讲，我个人认为“红色经典”主要指五六十年代的，就是人们所指的“十七年”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换句话来说，“红色经典”是指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新时期，即改革开放以前这一阶段的重要的作品，除了文学作品以外，还包括舞台戏，电影等等。也有人把“样板戏”也包括在里面，认为样板戏也属于红色经典。大家知道，当年样板戏也是起到很大影响的，那么多人看，那么多人听，家喻户晓，都会唱。文艺作品的产生，你不能因为某个人的干预，某个人如何而把这些都划归成有问题的东西。对文艺作品的评价要实事求是，要评价作品本身的价值，应该站在比较客观的位置上。

正常的改编，使得原作的生命力更延续了，能够传承，能够扩展，能够有更多的人接触它，接受它。反常的改编，或者说是不那么正常的改编，所改编的作品变了质，变了形，把原作本质的因素变了，甚至把它原来的特质都变了。有些改编甚至是胡改乱编，对原作拆解、颠覆。

而红色经典则不同，在人们的心里，它反映了进时代精神，跟历史紧紧密联系在一起。在那个时代，人们对英雄的崇拜，不是虚假的。你现在完全把它颠倒过来，你很难让大家庭认可。

今日中国：电视剧改编者为什么偏偏盯上了红色经典，这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黄会林：对于经典，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作为经典，它是可以承传的，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经典的改编也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现象，不管是中国，还是世界文化领域，经典改编的情况比比皆是，不管是莎士比亚的作品，还是前苏联的作品，还是美国的作品。经典作品的改编到现在还是长盛不衰，这都是挺正常的。

允许不允许改编？这不应该成为问题，当然允许改编。事实上，许多作品是在改编的过程延长它的生命的。我认为，问题不在于能不能改编，这个答案是肯定的。问题是如何改编，这才是问题的焦点。关于改编的问题，说简单也挺简单，不只是可以改编，而且通过改编延长经典的生命力。但是，一旦着手改编，问题就复杂了。改编分两种，一种是正常的改编，一种是反常的改编。正常的改编，是大家可以接受，大家可以认同的。它的指向，它的结果，它使得原作的生命力更延续了，能够传承，能够扩展，能够有更多的人接触它，接受它。这是正常的改编。

但现在出现了一种反常的改编，或者说是不那么正常的改编。这种反常的改编，问题主要集中在改编的作品变了质，变了形，把原作本质的因素变了，甚至把它原来的特质都变了。有些改编甚至是胡改乱编，对原作拆解、颠覆。

正常的改编，新作比原作更具有审美的意义。反常的改编，它可能出于文化的原因，也可能出于经济的原因。从文化来说，改编者出于自己的某些观念，某些理念，出于对经典的看法，融进了他个人的读解，甚至认为经典就应该拆解，就应该颠覆，就应该反其道而行之，这才叫改编。这可能属于所谓的后现代理念，是文化上西方思潮的影响。

还有就是经济的原因，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借助红色经典在人们中的长久声誉、长久影响，他们拿来改编，原作本身就存在卖点。它要比你重新创作一部新的东西更具有经济效益。我想，改编者也许是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吧。

另外可能有些人是好意，想改编之后得到各种社会效益。可是由于他本身对红色经典的把握不很准确，就匆匆忙忙对原作重新动手术，就会出现一些反常的结果。这种情况，从内容到形式，都可能找到，如《林海雪原》。又如鲁迅的作品改编得一塌糊涂，重新嫁接，把孔乙己、祥林嫂等等全都组合到一块，搞得非常荒谬，乃至荒诞，已经完全不是鲁迅原来的作品了。

电影界也有一些很好的、很有口碑的年轻一些的导演，把过去的经典影片重新拍摄，如田壮壮重新拍的《小城之春》，又如蒋晓真重新拍的《十字街头》，于仁泰重拍的《夜半歌声》。重拍，好像变成了一种潮流。可是很难，很难搞好。因为它既然称得上经典，一定是经过非常潜心的创作。现在你要改编，要超越它，不是主观上想想就能做到的。  

宋家玲：影视作品的创作当中，除了原创性的作品以外，剩余下来就是改编，从文学或其他艺术形式改编。而名著名改编又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名著曾经在当年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而且一直传承下来。作为名著，作为经典，它有传承性。因此人们在每个时代对经典有自己的解读方式，都有自己的理解。所以，中外对名著的改编，一直持续不断。

电视剧对名著的改编经历过个几个阶段。先是对古典名著的改编，古典名著的改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这对电视剧是一个非常良好的生存状态。

接下来，四大名著改编完之后，又开始了近现代名著的改编，包括张恨水的作品，张爱玲的作品，老舍的作品，巴金的作品。这些重要作家的很多重要作品被改编之后，反响还是不错的。当然，有些作品的改编还是存在问题，如老舍的《我的这一辈子》，反响就不太好。又如对曹禺《雷雨》的改编，也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

再接下来，就是红色经典的改编。《激情燃烧的岁月》可能是一个出发点，它打开了人们对红色年代记忆的闸门。于是乎，人们开始尝试对红色经典的改编。但这次红色经典的改编，与过去的经典，过去的名著的改编，有很大的不同点。古典名著的年代，现在的人谁都没有经历过；三四十年代的名著，很多东西也作为历史了，它是历史的记忆，不是现当代的记忆。五六十年代的红色经典，现在的人们还是记忆犹新，当年引起轰动的这一部分读者、观众，现在都还健在，从他们的感觉上来讲，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都和当时的红色经典不谋而合。它之所以会有那么多的读者，说明作品反映当年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审美价值，符合那个年代的人们的价值追求，体现了哲学上的、社会学上的、政治学方面的人们的价值观。今天的人们来解读它，要把这部分红色经典当中体现的红色记忆变成今天的作品，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题，它有一个当年的价值观与今天的价值观的反差的问题。红色经典改编不是那么容易，其实非常难。完全忠实于原著，今天的人不爱看，如果按照今天的时尚的改编方式，又离开了原著许多本质的东西。很多人会提出质疑，既然你要脱离原著的精神去改编，你为什么不搞原创呢？借着红色经典的招牌去贩卖你自己的私货,总不太好吧？

今日中国：红色经典的改编，总的印象是成少败多，这是为什么？红色经典的改编存在着“误导原著，误导观众，误导市场”的问题，那为什么他们还是一个劲地改编？

黄会林：红色经典的改编不只刚才所说的电影，电影只是给出一种新诠释，或者新读解。有些红色经典的改编是拿红色经典来说事，不负责任地去颠覆它。目前出现的关于红色经典改编的种种反常现象，我觉得核心就是一个问题：价值观。价值观的不同，就会导致一些混乱。对一些红色经典通过重拍，重演，重读，重解，实际上，其中有价值观的取舍问题，要去掉红色经典的红色，或者说去掉它的革命性。

事实上，历史是不可以抹掉的。历史不可能这样随便改编。历史是固定了的。不尊重原意的对红色经典改编，这个“去”字可就比较麻烦了。有些肆意的改编，它把红色经典最核心的东西，即爱国的，正义的，勇敢的，牺牲的，特别是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人道主义，这样一些都去掉了。这个核心一去掉，就不可能拿出一个正确的作品来。正确的做法是应该在强化其中健康的内核，才能端出一个比原作更精美，更高的作品来。把内核去掉了，怎么可能比原作更好呢？

现在有些改编，不是“渗水”的问题，真的就是颠覆。把红色经典中美好的东西都去掉了。正如刚才我说的，这个“去”字，是很要命的。因为它去掉了作品美好的内核，去掉了真善美的内涵，去掉了人们为之抛头颅，洒热血，拿命去换来的东西。

红色经典，不只是五六十年代的作品，还应包括鲁迅的作品。鲁迅的作品，一般不冠以红色经典，因为他的作品大多数创作于旧中国二三十年代，但如果宽泛一点，也可以把他的作品包含进红色经典中去。我看到一份报纸，列了39部拟改编影视的红色经典，其实还不全。那天文学艺术界人士开会，谢铁骊导演说，柔石的《二月》，夏衍先生把它改编成电影《早春二月》。现在又要把《早春二月》拍成电视剧，里边有多大的改变，他不知道，没有人找过他，他不知道会改成什么样子。夏衍先生三十年代第一部电影是《狂流》，第二部就是改编茅盾先生的《春蚕》。八十年代，意大利举行中国电影展，把《春蚕》拿去放。意大利的电影同行们说，我们老说，新现实主义出自意大利，想不到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就有了。人家是这样的评价。过去，曹禺先生改编巴金先生的《家》，改得多好啊！现在不是这种情况。

宋家玲：当然，也有成功的例子，如曹禺的女儿万方她改编她爸爸的作品，就受到大家的认可，认为改编得不错。她尊重她爸爸的创作，对她爸爸的创作历程，整个艺术追求，她都很了解。她改编不会带着功利，纯粹为了赚钱，为了迎合市场如何如何。她要保持她父亲作品的经典价值。

我还想说改编过程中的后现代的解构问题。现在的很多作品，我的感觉是用后现代的解构手法改编原作，当然与经典不一样。后现代它是要颠覆原作，原作中一种传统的叙述手法，后现代变成一种游戏化的形式，一种非常规的叙述方式。红色经典不像《三毛流浪记》改编成《三毛从军记》电影。这部电影的改编采用了一些后现代的手法，如拼贴、游戏，后现代的叙事，表演夸张，调侃。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本身就有这个因素。而且它题材不一样，跟红色经典不是一回事。《大话西游》的改编也算成功。《西游记》是神话传说，孙悟空本来就是对正统的叛逆，是一种调侃。因此，它过渡到后现代是顺理成章的。而红色经典则不同，在人们的心里，它反映时代精神，跟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在那个时代，人们对英雄的崇拜是真诚的崇拜，不是虚假的。你现在完全把它颠倒过来，很难让大家认可。

我们看一部作品，不能离开它产生的时代，任何一部名著，它都有时代的局限性，从今天的时代来看过去时代的作品，都有它的时代局限性。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价值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追求。据我所知，许多红色经典多年来一直都在重印。这里，我有一份中国青年出版社提供的“三红一创”的印数。到目前为止，《红岩》印了364万册，《红日》162万册，《红旗谱》190万册，《创业史》（一）76万册，（二）18万册。还有，《烈火金钢》印了177万册。

谈到红色经典，也是这样，红色经典产生的那个时代，意识形态本身就存在很多偏差。今天看来，可能是落后的，甚至是不可取的。但我们看过去年代的作品，是作为那个年代，从文艺作品来透视那个年代的生活情况，它的价值在艺术的角度来讲，在于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反映了那个年代的事。上面提供的印数足以说明了问题。要不，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去看呢？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不能完全否定它的价值。如果都否定了，那各个年代的作品都不行了，这不变成了历史虚无主义了，文化虚无主义了，把文化的传承性给抹杀了吗？

实际上从历史上来看，红色经典今天还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本身就说明它存在的价值。它虽然受到时代的局限，但并不影响它留传后世。因为它是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你可以做历史的反思。但不能否定它从艺术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反映了真实的时代，是值得肯定的。红色经典比现在的一些作品，如纯属写个人，写生活琐事，写个人情感的作品，或者是身体写作的个人体验的作品，要好得多。

说改编者“浮燥”，“浮燥”是人人都看得见的。这里边有浮燥的因素，有文化的因素，有经济的因素，想从这里得到一些经济上的效益，或者在里面体现个人的文化意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

成功的改编，第一，尊重原著。第二，它必有新的张扬。

今日中国：您怎样看待目前这种现象？

黄会林：改编者不去问作者本人，或作者的家属。在作品拥有者还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改了，就编了。在那天文学艺术界人士的座谈会上，大家呼吁，主管文化的机构，应该对此有一种管理的责任。专家们问中宣部、广电总局的官员，你们为什么不管？

这是属于思想领域、或者说是属于文化意识的问题，很难强求一律。但应该有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的正常认识。我们认同红色经典是正常的，是应该的，应该宣扬，传播，我们应力所能及地去说服而不是置之不理。说改编者“浮燥”，“浮燥”是人人都看得见的。这里边有浮燥的因素，有文化的因素，有经济的因素，想从这里得到一些经济上的效益，或者在里面体现个人的文化意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

那天在文学艺术界人士座谈会大家就谈到，改编者为了要让好人性格“多样化”，加了许多不是原来作品中人物所具有的另类的，各色的一些内容。对那些所谓不好的，不是真善美的，假恶丑的东西，要让他“个性化”、“人性化”，加了很多的亮色进去。这样就含混了。有人要提出异议，他就反过来说你是教条，是教条主义，是公式化，是概念化，是为党为言，不为民立言。其实，广大的读者，绝大多数的受众，他们是赞同真善美的。

一些改编者不认为他改编的作品是“误导原著、误导观众、误导市场”，他认为，这是人的个性。这是获取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途径。

今日中国：什么样的改编才算得上是成功的改编？

黄会林：当然，红色经典的改编，也有成功的，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个别地方，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但整体上，张扬了革命英雄主义，牺牲主义，理想主义，为了民众的利益而放弃个人的追求。而另一类改编者，恰恰反其道而行之。

改编者是否有个潜台词，我要用我的思想来影响读者，影响观众。所有的创作者，都一个起点，一个终点，除非自话自说，自娱自乐，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他只要从事创作，必然起点是受众，终点也是受众，还是要影响别人的，还是要别人来读来看，来接受来认同的。当然，他会按他的价值观，按自己的审美观、美学观来创作。

改编，是重新创作。成功的改编，或者说好的改编，第一，尊重原著。不尊重原著，谈不上改编，更不能说好与坏。尊重原著的什么呢？尊重原著的核心，尊重原著内核的实质，尊重原著的艺术和它的思想倾向。一句话，要吃透原著。第二，它必有新的张扬。新的张扬，是在原有内核的基础之上，给予新的、时代的读解，使原来的精神更往上提升，真善美更趋完美，这样做可能是成功的。《早春二月》、《祝福》、《林家铺子》的改编，都是成功的，好的，不是现在那种“去”字当先的改编。

不成功的改编，则是去掉了原作的内核，去掉了“红色经典”的革命性，去掉了它的红颜色，去掉了它内核里的爱国主义，去掉了它的牺牲精神，去掉了它的理想主义，它的奉献精神，它的勇敢，它的正义。一句话，把张扬真善美的东西去掉。所谓的拆解，所谓的颠覆，所谓的后现代的时代特色，就是拆解一切，颠覆一切。

谈到红色经典的改编存在“误导原著、误导观众、误导市场”的问题，这个总是的根子还是在误导原著。误导原著，引起误导观众，误导市场。

不要把人家的作品拿来，拿人家的外壳，装自己的东西，再把它拿出来。

今日中国：改编者为什么不去搞原创呢？

黄会林：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艺术追求，只要不违法，不违背宪法，不违背国家的基本法则，都可以创作，不能尊重人家的原作，完全可以自己去写，写自己想说的，至于老百姓接受不接受，老百姓自己会选择。不要把人家的作品拿来，拿人家的外壳，装自己的东西，再把它拿出来。 这一点，我是不赞成的。所以我说，有正常的改编，也有反常的改编。

我不认识郑凯南这位女艺术家，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真的做得不错，有了小说，也有了其他形式，再拿过来做成这样，费了很大力气。我对她是很尊敬的，但看了《林海雪原》，我就有点困惑。我也看到她说，现在这样对《林海雪原》批评，感到很委屈。可能是她真实的表露。搞《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那样一种追求，而改编《林海雪原》又会是这样呢？我还是那两句话，一是文化意识的因素，一是经济利益的驱动。这两个改编为什么会这样大相径庭呢？《林海雪原》的改编，我个人是不大认同的。从改编《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到《林海雪原》，她变化了。她的意识发生了变化。要么，她在这里面，有一个是真实的，有一个是非真实的。作为一名受众，我能够接受她前面的改编，对后面一个就认同不了。应该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达到了双赢。

世风很庞杂，浮燥只是它的一面。还有很多的怪现象。文艺思潮的主流是好的，但在看到主流的同时，还有很多其他的流。青年人很容易求新求变，他们很容易逆反。但是我始终相信，年青人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如果你给他非常精美的文化营养，他们也很乐意接受的。你让他们自己选择，就不大一样了。我们当老师的责任，尽力而为吧！

宋家玲：红色经典，是有价值的，从这些作品可以了解五六十年代的人们是怎样生活，怎样对待英雄和事业的。一部作品能映射那个时代某些人们的生活状况，生存状态，它的价值就在这里。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就透析了那个时代，成为认识资本主义的百科全书，形形色色，各式人等。你看价值多大！可以说，红色经典就是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缩影，对于认识过去的历史，反观过去人们走过的道路，那是有好处的。

我手头有一份报纸，就是《文艺报》，报上说，红色经典在青少年中不可低估的魅力。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组对遍布全国各地的429名高中以上，年龄在18到30岁左右的年轻人进行了调查，发现抗击帝国主义侵略、革命传统与社会主义教育、人物传记这三类影片是当年他们观看百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最喜欢的题材。被调查对象列出自己最喜欢的三部爱国主义题材影片，《地道战》提名率最高，达255 次；其次是《闪闪的红星》，196次；再次是《小兵张嘎》和《地雷战》，分别达到134 次和100次。最受欢迎的人物传记片是《雷锋》和《焦若禄》。《狼牙山五壮士》、《英雄儿女》、《烈火中永生》、《铁道游击队》都提到了。我们以为现在的青少年不会对这些影片感兴趣了，这个调查说明，其实不然。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希望了解历史，希望了解父辈走过的道路。所以，他们会对这些影片感兴趣，就不足为怪了。现在的好多电视剧编剧低估了我们观众，特别是青少年观众的欣赏趣味，认为只有偶像

剧，青少年才喜欢。任何人的欣赏口味是多样的，青少年也不例外。他们喜欢历史的东西是毫不奇怪的。

谈到红色经典的改编存在“误导原著、误导观众、误导市场”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根子还是在误导原著。误导原著，引起误导观众，误导市场。观众希望能看到反映现实的题材，希望电视剧能够关注现实。而且从电视剧的本色来讲，非常适合反映现实，因为它是家庭观赏，日常化观赏。日常化观赏，就像推开窗口能看到外部发生什么故事。现在有一个误区，一个是从目前的文学作品来讲，有很多作者不深入生活，对生活的体验很少，只是关在屋里反映个人的体验。这些年来，尽管出那么多作品，但分量不够，有厚重感的作品不多，在社会上真正轰动，有影响的作品有几部呢？往往有影响的几部争相改编，像《抉择》。改编完后也很受欢迎。电视剧的需求量很大，只局限于小圈子的作品，观众不欣赏，制片方也会赔钱。于是，他们就到历史中去寻找，现当代去寻找，甚至从“十七年”去寻找。寻找总的趋向是在群众中产生过影响的作品，他希望电视剧出来后能引起轰动，都在谈论它，这对他们来说这是最好的效果。他们认为，红色经典当年家喻户晓，很多人都记忆这些。所以他们想把它拿出来，再引起轰动。但由于改编的方式、态度、出发点都存在问题，因而造成红色经典改编成少败多，大部分遭到批评。

现在为什么出不了好作品？现在的创作者缺少对生活的梳理，今天的作品，从内容来讲，比较单薄，从阅读来讲，大众化不够。

现在的创作带有功利性是很要命的。现在的价值判断，什么是真善美，甚至都有糊涂。作家没有深入到生活中去。有的深入下去了，但又对现实生活把握得不好。这样一来，出来的东西，要么是不疼不痒的，要么是想触及某一个敏感点，可又怕出问题。

今日中国：现在为什么不易创作出优秀的原创作品呢？

宋家玲：现在为什么出不了好作品？现在的创作者缺少对生活的梳理，今天的作品，从内容来讲，比较单薄，从阅读来讲，大众化不够。现在的这个时代，进入了一个影像时代，人们更多地从影像获得信息，获得娱乐。这样对文字作品，要想真正引起轰动，很难。为什么呢？一方面，作家本身不像以前那样深入生活，亲身体验；另外，对文字作品本身，人们也比较疏远了，五六十年代，那个时候还是印刷文化，后来进入影像时代了，文学作品就很难产生重大的影响。原创的剧本，现在也是很缺。你要反映现实生活，就要投入现实生活，必须介入生活。我们有些作家，没有这样做。只好到历史题材中寻找，历史题材可以根据一些资料进行编写。现在不像过去那样，到一个农村，到一个工厂体验生活，生活一两年，甚至三四年。现在好像没听说有人这样去做。当年柳青为了写《创业史》，住到了农村。现在社会比较浮燥，比较功利，作家沉不下去。加上电视剧是一种快餐式的文化产品，需要不断地生产，不断流出来。因此，在寻找文化源的时候，他们发现红色经典过去还没有人动过，这些作品当年还引起那么大的轰动，那么多人喜欢看，于是，他们借着红色经典的影响力，然后按着现在的功利作为出发点，来进行改编，而改编的思路与当年的创作态度是不一样，那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电视剧的创作跟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人们的浮燥心态有关，想在电视剧的创作当中走捷径。它有一定的惯性。但中国电视剧肯定不会走到尽头，它肯定要继续发展，尽管红色经典的改编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都在寻找正确的出路，包括红色经典，其他的文学名著，如何对待正确改编，这是一个长期的要正确对待的问题。从世界的影视发展来看，好多经典一改再改，这个时代改编完了，到下一个时代还在改，打上了那时代的烙印，有那个时代的审美情趣，价值取向。就红色经典的改编来讲，也不能一言以敝之：不能改。或者改了就不会好。因为任何经典，都不存在不能改的问题。你怎么样改，从什么出发点来改，另外，你带有这个时代的情趣和价值观，找到你怎么样渗透，这个分寸怎么样来掌握，这要在创作中进行探索。可以从现在的失误中还可摸索到一个正确的途径。改编，不是到此为止，把路子都堵死了。将来会有成功的作品。

另外，就是关注现实的问题。电视与电影相比较而言，电视更接近于现实。人们到电影院看电影，有一个氛围感，可以离开现实，是一个视听享受。而电视，更多地想了解今天的社会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状况，其实还是想了解更多的现实。

现在创作带有的功利性是很要命的。过去作家写作，不大考虑这个。现在的价值判断，什么是真善美，甚至都糊涂。作家没有深入到生活当中去。有的深入下去了，但又对现实生活把握得不好。这样一来，出来的东西，要么是不疼不痒的，要么是想触及某一个敏感点，可又怕出问题。于是，大家都找些保险的题材。

电视剧的制片方，都是从他的功利出发，他不喜欢编剧写工人的生活，农民的生活。由于工作关系，我常接触到电视公司的一些人，他们非常明确地提出，要么写公安题材，要么写历史题材。我想写一个农村题材，一听这个，他就摇头。先不说别的，他不同意你的题材。投资方觉得，公安题材，破案的，能够吸引观众的眼球。他觉得，拍得粗一点，也能卖出去，市场能见到效益。这也是一种误导。

现在真正反映现实生活的，有分量的，有深度，有厚度的作品，毕竟还是太少。怎样才能寻找到一条道路，我觉得，还是需要编剧、导演深入到生活当中去。对现实生活认识得不够，理解得不够，再加上社会处于转型期，对英雄的崇拜都比较淡薄，使得好多作家在小人物中间打圈圈，当然，也就写不出好的作品来。

应该承认，小人物写深刻也挺好的。如《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就写得挺好，写得很有生活气息。现在是投资方找编剧，不是编剧写好剧本去找投资方，他确定你写什么，按他意图去修改。很多主动写的作品，没有人看得上，投资方懒得看。现在有些经典的东西，制片人弄到手后，迟迟不改编。比方说《子夜》，很适合搞电视剧，人物活龙活现。那个年代各类人的生活状态，中国资产阶级产生的艰难，等等，都有生动的刻画。据我所知，这部小说已被一家公司买去了好几年了，但迟迟不动手改编，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又比如《官场现形记》、《孽海花》、《老残游记》、《儒林外史》，都是电视剧改编很好的题材。

五六十年代也改编了一些现在被称作红色的作品，为什么那时的改编是成功的，现在反而不如以前，何故？那时候的改编是从作品本身出发，没有带有更多的功利色彩。按照我的理解，从作品出发，尊重原作者的艺术追求，然后在改编过程当中，怎样让原作更深刻。现在很多改编者，包括编剧、导演、制片，他们想的现在观众的情趣，喜欢看恋爱，看三角恋爱，婚外恋。现在大家谈得比较多、失败的几部作品，增加的部分，大部分都是在这方面做文章，如床上戏，增加一个情人啦，增加一个私生女啦，等等。这就所谓增加人性。过去是英雄，现在让他有血有肉。于是乎，情感啦，个人生活啦，等等。实事求是来讲，那个年代的英雄，如杨子荣，他怎么可能有个情人呢？那时候，感情很单纯，革命理想追求。甚至为了革命，可以把爱情舍掉。你现在觉得单调，但当年信仰就是这样。你现在加上这些，就不真实了。过去，服从革命需要，现在不可理解，你现在加上可以理解的，放在那个年代就不真实了。

改编者和制作者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就是对于现在的原创作品没有自信，他要把自己的价值附着于红色经典，利用红色经典的影响力，红色在那个年月曾经有过很大的影响，因此，他要借这块招牌然后塞进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审美趣味，对红色经典加以改造。

今日中国：请专家分析一下改编者和制作者对“红色经典”改编的心态。

宋家玲：这有改编者和现在制作者的一种心态，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就是对于现在的原创作品没有自信，他要把自己的价值附着于红色经典，利用红色经典的影响力，红色在那个年月曾经有过很大的影响，因此，他要借这块招牌然后塞进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审美趣味，对红色经典加以改造。改编后的东西，看起来还是红色经典，但实质已发生了变化。

现在，有些红色经典的原作者纷纷出来澄清，说不是我的作品，不承认是自己的作品。可见改编前后的差距。还有就是改编匆忙、粗糙，你看很多红色经典匆匆上马，《林海雪原》就是，作者说，他是临时借到摄制组，摄制组已经成立，于是他编完一集，就送到现场拍摄一集，那有这样匆匆忙忙拍摄的？说明创作不成熟，难免粗制滥造。

而红色经典的创作，大家可以回过头来考察一下，哪一部作品不是作者呕心沥血创作经过磨练多长时间而后创作出来的？当年作者深入生活，作者抱着特别的创作激情。今天有多少作者深入生活，到底层去体验生活？在那个年代，这些都很可贵的做法。现在改编者有几个这样做的？有到部队去体验生活的吗？改编者在屋子里，拿着原作，按照要求把人物，按照现在的要求进行改造，把情节弄得特别离奇，把现代的情调时尚加进去，于是就认为可以卖好，能够得到观众的认可。目前出来的几部，如《烈火金钢》、《林海雪原》等等，大家怨声载道。这里有一点，如果带有功利性，带着今天的价值观，去对待和改编经典，我觉得，这不可能成功。

任何国家对待艺术成品都是有规则的，并不是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特别严格。国家进行调控是正常的。

中国电视剧未来的发展，会走多元的审美发展途径，很难单一化。“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现在是市场经济，市场的需要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导向，所以会是多元的。市场面对的是购买者，就是广大的受众，受众的需要导引创作者去创作。

电视剧的形式、形态可能更多样化，有可能出现一种网络剧，创作者与观赏者一起互动。

今日中国：您如何看待电视主管部门出台的四个法规？它会影响电视的创作吗？

黄会林：任何国家对待艺术成品都是有规则的，并不是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特别严格。国家进行调控是正常的。对电影分级，对电视分挡，发达国家不是也这样做的吗？少儿不宜的东西，就是不能播出。比如美国，对电视新闻的审查，非常严格，认为有一点不符合国家利益的，绝对不能播出。所以，国家的调控，是必然的。现在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出台的四个法规，都是从保护未成年人的目标出发。我个人是赞成的。这样的保护是必要的，因为我们的未来寄托在未成年人身上。要不让这些未成年人从小在价值观，在文化观，甚至在宇宙观，搞得很乱。如果搞得很乱，不利于我们的民族。一定要搞不利于、甚至于有害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作品，有悖于民族的整体利益，不值得去赞成。有些创作者，对这四个规定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也不奇怪，也是必然的。好像不那么自由了，想做什么受到了限制。人总归不愿意受到限制。但人活在世界上，在社会中生存，必然要有限制。

如果要从这次关于红色经典的讨论中，得出些什么，我认为，这种讨论是很必然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整个中国社会在变化之中，从时代的转型中，出现这样的一些现象，不奇怪，对这些现象视若无睹，完全不给予任何规范，不给予关注，不给出一种说法，那将是政府职能的一种缺失，一种失职。需要对这样的问题给予关注，给予规范，给予一定的指导，今后还会是这样的。同时，这种规范又不要影响到我们创作的繁荣发展，影响到大家的创作热情、创造力、想像力，艺术的追求。只要不是这样，一种必然产生的问题，一场必然要发生的讨论，经过规范，规则化，经过大家去分辨，去辨析，最后让它逐渐更有序，同时又不影响它的生长。

宋家玲：这个规定的出台，从我个人来看，从两个方面都来吸取教训。对政府来讲，尽量不用这种方式，万不得已，尽量用积极的引导，从政府行为，从你的倡导，从舆论，从媒体，各个方面，来引导大家的审美情趣向好的方面发展。另一方面，从投资人，制片人，创作者，也应该预料到，想到这个问题，就是要想到作品的影响。从我们国家来讲，有一个道德的最低底线，真善美的最低底线，突破了这个就不行。各个国家的风俗习惯，道德标准不一样。如在西方，接吻是一种礼节，中国人就不是这样。另外，你还得承认国情不一样，民族的习俗不一样，讲究道德追求也不一样。电视人不能随意突破这个底线，突破这条底线就是非常危险的倾向，说不定哪一天就要刹车。从两方面都吸取教训，保持一种和谐的发展状态，既要看到票房价值，也要顾及社会影响。

今日中国：中国电视剧今后会向什么方向发展？

黄会林：说到中国电视剧未来的发展，电视剧会走多元的审美发展途径，很难单一化。“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现在是市场经济，市场的需要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导向，所以会是多元的。市场面对的是购买者，就是广大的受众，受众的需要导引创作者去创作。或者说，是百花齐放。在百花之中会有几朵花是奇形怪状的，是不被艺术规律左右的，也不被科学的价值观和科学的文化观左右的。我想，永远会有的，现在会有，今后也会有。但是，我还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现在国家在把这个关，文化人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呼吁这个问题。另外，有一句老话，叫做“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事情总是在反反复复之中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否定之否定，辩证法的胜利。今后电视剧的发展，整体来说，不至于大翻船。目前，清宫戏，戏说风的一时泛滥，清宫戏比比皆是，大辫子，从皇帝到皇后，到宫女，到太监，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受众也会抛弃。我想，从国家对意识形态的总控，到主要消费者本身接受选择的定位，以及它的需求，对电视剧的前景不必太悲观。但这中间肯定还有各种各样的另类的花，另类的草，另类价值的表现。会有一段时间潮流，一段时间的时尚，但会在人们的选择中，优胜劣汰。

宋家玲：电视剧的发展，将来还是很有前途的。电视是一种大众化媒体，电视数字化后，很可能跟电脑整合在一块。电视剧的形式、形态可能更多样化，有可能出现一种网络剧。网络剧，让观众参与进去，参与创作里头。这种创作带有游戏性质，作品有故事，发生，最后结尾，最后不结尾，或者最后有几种结尾。看你喜欢哪一种。或者说，你创造一个结尾，人物的命运由你自己决定。创作者与观赏者产生一种互动关系。在这个过程，获得一种独特的乐趣，或者消遣。随着数字的到来，随着电脑的普及，电脑终端与电视合在一块，把电视节目收进来。这样，电视剧的样式可能要扩展，观众参与进去，获得另外一种欣赏，从中得到另外一种娱乐。电视剧的发展前景是非常乐观的，前景是很广阔的。

链 接

十部红色文学经典

 《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山乡巨变》、《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上海的早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十部红色美术经典

《毛主席去安源》、《八女投江》、《江山如此多娇》、《开国大典》、《刘胡兰》、《天安门前》、《减租斗争》、《蒲公英》、《人民英雄纪念碑》、《收租院》

 十部红色电影经典

《中华儿女》、《铁道游击队》、《烈火中永生》、《红色娘子军》、《英雄儿女》、《闪闪的红星》、《开国大典》、《解放战争三部曲--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周恩来》 、《焦裕禄》

 十首红色音乐经典

 《义勇军进行曲》、《东方红》、《保卫黄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唱支山歌给党听》、《党啊，亲爱的妈妈》、《春天的故事》、《我的祖国》、《走进新时代》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出台的四个法规

关于禁止播出电脑网络游戏类节目的通知、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审查管理的通知、关于加强涉案剧审查和播出管理的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