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专题
农民工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
最近，中国官方正式公布了一个数字：已有1.3亿农民（相当于美国人口的一半）进入城市就业，数量上已经超过城市户口的劳动力，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
中国目前有13亿人口，农业人口占了9亿，其中，劳动年龄人口就占到5亿多，乡镇企业只解决了几千万，农业生产也只需要1亿多，还有3－4亿过剩劳动力有待流出。显然现在的1.3亿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正如有关专家分析，这是中国加速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大批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必然结果。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世界上经济发达国家走过的共同道路。
城里开花内外都香
农民进城务工，对农村经济起着越来越重要的拉动作用。2003年劳务输出人数居全国第一的河南（1300万人，占全省农村总劳动力数的1/3左右）农村收到打工汇款总额528亿元；而农民外出打工人口位居全国第二的安徽700万农民（全省农村劳动力2700多万）为外地创造的GDP几乎相当于安徽省一年的GDP总值；而他们打工所取得的工资性收入，每年汇往家乡的就在300亿元左右，高出了安徽地方财政的收入。这些钱被农民用来改善生活、修建住房的同时，也被用来办学校、修建道路，加速了农村的发展。很多经过世面的人回到农村创业，更是为农村的发展注入了新思维。
权威人士指出，农民进城务工，不仅是农民就业的需要，也是城市发展的需要；不仅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也是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始终保持低成本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
据劳动保障部门对北京、天津、深圳等26个城市2600多家企业调查，用工企业给农民工的工资平均为每月660元，低于中国已有的城市户籍的产业工人。
农民工：城市中的边缘人
尽管农民工已经成了城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法律界人士指出，从传统的制度设计上看，民工在城市中几乎找不到自己的权利，城市的各种社会建制基本没有向民工开放，相反，他们往往被歧视性的地方性法规所约束。
有着农村户籍的农民即使进了城，和有着正式城镇户口的工人干着同样的活，甚至是城里人不愿干的最苦最累的活，但是还被称作“农民工”，待遇也相差太多，难以享受和城里人一样的各种保险、救济、保障，甚至孩子要在城市的学校里上学还要交高得他们难以承受的赞助费。最让他们寒心的，还是身前身后布满的种种陷阱：没完没了的加班却没有加班费；损害健康乃至危及生命的劳动没有起码的劳动保护设施，；更有因工负伤、患病、致残，就被一脚踢出门外了事……
城市未能全方位接纳进城的农民工，农民工也不认同打工的城市为自己的家，城市与乡村的隔膜依然难以消除。诸多进城的农民工不得不时时为暂住证、孩子上学等事心神不安，为自己在城市中的边缘化处境而苦恼。
全国掀起为农民工讨要工资风暴
农民工在被城市边缘化的同时，还有着更大的苦恼：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甚至连辛辛苦苦的劳动所得也不能拿回家去。由于缺乏新的法律来保障农民工这个新兴弱势群体，拖欠工钱的事目前在中国普遍地发生着。
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李强调查发现，仅2002年，在北京打工的外来农民工，大约每四个中就有一个拿不到工资，或是被拖欠工资；由于各种原因，超过1/3的农民工遇到过身无一文的现象。
去年，重庆农妇熊德明向温家宝总理反映她丈夫的工钱被拖欠这一偶然事件，引发了中国社会一场规模巨大且愈演愈烈的全国性的为农民工追讨欠薪行动。各地政府被责令帮助打工农民讨要工资，欠薪公司被处以严厉处罚；北京市政府部门甚至宣布：今后凡是严重拖欠民工工资的建筑企业将因此被赶出北京市场。
政府致力于为农民工维权
拖欠工资问题的普遍存在，从根本上讲并非雇佣民工的人的道德问题，而是“民工”这样一种特殊社会身份所造成的经济问题。一个市民往往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城市政府保障他们的权益，而民工却很难。民工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在于取消过去为农民进城设置的各种歧视性规定。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中国一直采取限制农民进城的政策；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之后，农民自发地离开土地进入城里务工，而相应的政策却没有完备。
所以，随着近年媒体对农民工这个弱势群体的关注越来越多，改善农民工的地位、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给予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同等待遇的呼声也是越来越高。而中国政府对农民工的关怀政策也在逐步酝酿之中。
在江苏等发达省份，已经取消了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划分，给全省居民以同样的待遇。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都兴办了数量可观的学校，专门用来接收外来工子女入学。一些地区的农民工可以依法参加养老保险，并享受工伤保险。
而国家计委、财政部不久前也联合宣布，针对外出或外来务工人员的包括暂住费、城市增容费等在内的多种收费将一律取消。
“我们相信，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的进步，用不了多久，农民工这个名词，能够像其它一些‘专用术语’一样，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中国主流媒体之一的《工人日报》在年初的一篇名为《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信号》的文章，如此乐观地评论说。
